三、思想现象研究
在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中，往往能够发现一些思想现象与音乐和音乐文化有密切关系。什么是思想现象呢？思想现象是广泛弥漫于社会和文化中的思想或观念，并成为某些音乐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或解释的依据。
比如，“天人关系”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在中国古代乐舞文化和乐律学上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一般音乐史、乐律学史、音乐美学史也都注意到这一现象。但“天人关系”学说比较复杂，它不是一个面相，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概论式解释所能完全讲透彻的。一般而言，“天人关系”学说有哲学的、政治伦理的和日常生活的三个面相，时代不同，内涵有别；[16]也有人区分出三对关系：神和人的关系、自然和人的关系、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17]笔者认为，与音乐有关的天人关系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建立在神秘的音乐占候术之上的原始的天人关系思想；二是建立在律历之数认识之上的发展了的理性的天人关系思想；三是建立在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统一原理之上的内化了的天人关系思想。
在进行音乐思想研究时，需要明确所论说的是什么意义上的天人关系。把“天人关系”学说浑然一体、不加分别地去理解和认识，就容易犯错误。就第一种“原始的”天人关系思想来说，我们举例《国语·周语》上的言论：
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韦注：瞽，乐太师，知风声者也；协，和也，风气和，时候至也），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注：音官，乐官；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18]
这是一段著名的与音乐思想有关的文献。上古有瞽（盲乐师）随军参政、以乐省风的制度安排（如晋平公时的大音乐家师旷）。瞽甚至能够在神圣时间（“先时五日”）和神圣空间（“王即斋宫”）发出号令，协调风土与音律的关系。其职务远远超出了音乐范围而具有神性，即以原始宗教活动来预测协和之风与农事、政事的关系，其目的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之所以说此处的天人关系论是一种“原始的天人关系思想”，与其技术方法如“风角”“候气”等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有密切联系。⑪后代关于“音律省风”“风土应律”“八方之风”“葭灰候气”的天人关系思想，大多与此有某种亲缘关系，《礼记·月令》《淮南子》等为它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汉书》、北宋陈旸《乐书》、南宋蔡元定《律吕新书》、元代刘瑾《律吕成书》等记载了候气活动的过程和要求，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传统，也必然形成广泛存在的思想现象。此类原始的天人关系思想，往往蕴含着中国乐舞和乐律学的理性内涵，需要我们剥去其非音乐的内容而认识其真正的音乐意义。
就第二种“理性的”天人关系思想来说，可举《晋书·律志》为例：
言律吕粗举大经，著于前史，则以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而始动于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于是参一于丑，得三，因而九三之，举本位合十辰，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谓之成数，以为黄钟之法。又参之律于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谓之该数，以为黄钟之实；实如法而一，得黄钟之律长九寸。十一月，冬至之气应焉，盖阴阳合德，气钟于子，而化生万物。则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径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损益以三。其术，则因黄钟之长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所以明同下生，即上生也。[19]
这段文献不仅记有中国乐律学的数学规则——三分损益法的具体律数和算法，而且含有律应天时地支、合于阴阳易卦哲学的丰富内容。虽然用的是今天人们已经非常陌生的语词概念和思维方式，但是表达出“天”（数理、月历、地支）、“人”（音律、算法、思想）关系的思考模式，其深层的中国音乐理性却建立在极为严密的“数的逻辑”之上。天人之所以相关，是因为有“数”的联系。在中国音乐思想里，尤其是在乐律学思想里，“天”与“数”往往结合非常紧密，如五音与五行、十二律与十二月、天之中数五与五声、地之中数六与六律、六十律当五日者各自为宫等。⑫有时“天”和“数”甚至就是一个东西——“天数”，也常常因为包含着迷信和运道的色彩而被干脆叫作“数术”或“术数”，古代音律学与古人的数术学有密切的关系。⑬然而，古人却是真诚地相信它，因为这里反映出天道、数理和人事的对应关系，符合古人朴素的直观思维方式，并且含有许多重要的乐律科学要素。而作为天人关系模式，其思想价值却是有限的，除掉表面的一层层非音乐的外衣，中国乐律学的数学和哲学内涵，在天人关系上正是所谓“发展了的理性的天人关系思想”。
就第三种“内化了的”天人关系思想来看，材料比较多，也常常被讨论。《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载：
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之气也，其音商也，故应之以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电者，火气也，其音徵也，故应之以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气也，其音羽也，故应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气也，其音宫也，故应之以雷。[20]
这也是一段含有天人关系思想的文字。其“天”，包含了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霹雳）、物质实体（如金木水火土）、天道运行（如春夏秋冬）和组织原则（如易卦原理与方位、物质和人事的关系）； ⑭其“人”，包含了五音（宫、商、角、徵、羽）、伦理（礼、貌、肃、德）、政治（君臣礼仪关系、视明听聪心容）。在此，天人关系是建立在社会伦理法则之上的，天被人化了，天是伦理之天；人也天化了，人是天理之人，故天伦与人伦合一了。显然，这是所谓“建立在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统一原理之上的内化了的天人关系思想”，如《乐记·乐本》：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21]
在《乐记》这里包含有自然物质之天（如天气、地气、风雨、四时、日月、阴阳等）、神秘的神道之天（行乎阴阳，通乎鬼神）和政治、道德的伦理之天（乐者天地之和，乐者大始而礼居成物），正是所谓“乐者……率神而从天”“圣人作乐以应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史记·乐书》里基本与此相同的一段文字，有裴骃（宋）《集解》、司马贞（唐）《索隐》、张守节（唐）《正义》三家注，我以为最近其原意：
宫为君[《集解》曰：“王肃曰，居中总四方。”《索隐》曰：“宫弦最大，用八十一丝，声重而尊，故为君。”《正义》曰：“宫属土，居中央，总四方，君之象也。”]，商为臣[《集解》曰：“王肃曰，秋义断。”《索隐》曰：“商是金，金为决断，臣事也；弦用七十二丝，次宫，犹臣次君者也。”]，角为民[《集解》曰：“王肃曰，春物并生，各以区别，民之象也。”《索隐》曰：“弦用六十四丝，声居宫羽之中，比君为劣，比物为优，故云清浊中，人之象也。”《正义》曰：“角属木，以其清浊中，民之象。”]，徵为事[《集解》曰：“王肃曰，夏物盛，故事多。”《索隐》曰：“徵属夏，夏时生长万物，皆成形体，事亦有体，故配事。弦用五十四丝。”《正义》曰：“徵属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羽为物[《集解》曰：“王肃曰，冬物聚。”《索隐》曰：“羽为水，最清，物之象，故为物。弦用四十八丝。”]。[22]
所谓宫弦合八十一丝，正是《管子·地员篇》载三分损益法“四开以合九九”所得81之数，依此法分别得出五音宫调：
宫 商 角 徵 羽
81 72 64 54 48
这完全合于中国乐律学的科学思维。⑮ 所谓君、臣、民、事、物，不过是讲各音的关系而已。“宫乱则荒”，是说音律没有了合理的数理出发点，必致余皆混乱。汉代郑玄注曰“荒，犹散”，《正义》曰“宫乱则其声放散”即其意。在此，并无神秘之论，只是运用中国特有的概念系统，以阴阳、五行、卦象、数理等来组织这些音律，同时与客观世界的事物观察对应。此一思维当然与天人哲学有关，但不可简单理解为封建礼乐思想中等级观念或维护封建统治思想，宣传封建迷信云云。[23]相反，倒是应该视作中国音乐理性的典型表现。所谓理性，总是与尺度、比例、原则、规律、关系等有关，这是中外皆然的思想事实。[24]中国现代哲学家牟宗三称之为“中国的毕达哥拉斯传统”，评价极高。中国音乐思想最早就与这些理性要素发生了关联。为什么中国乐论中总是有许多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的论述？因为天人关系哲学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基底，其所反映的社会法则（政治伦理）和自然法则（音律数学）被内化成为无处不在甚至无意识存在的思维模式，显在地成了一种音乐思想体系，更是广泛存在的思想现象，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深究，加以思考和评价。
本讲主要涉及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学科对象问题。其实，除了这里讲到的思想人物研究、思想文献研究、思想现象研究，还有思想范畴研究、思想方法研究、思想价值研究等。我们可以展开更广泛的思想史探索，目的是努力接近古人的思想世界，了解古人的思想逻辑，对古人的思想观念给以同情的理解，以真正回到古人的世界去理解古人。
注释：
①“釜生鱼，甑生尘”典出《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冉》，鱼指“蠹鱼”，是一种小虫子，比喻生活困难。
②可参看西安音乐学院2022届硕士研究生赵耀的学位论文《以心论乐，礼乐一元：南宋杨简〈慈湖遗书〉音乐思想研究》。此外，笔者发表在《交响》2015年第3期上的《从天人秩序到内在道德自觉:礼乐关系的思想史意义》一文初步涉及了杨简的音乐思想。
③“鹅湖之会”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哲学论辩活动，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寺举行，因此得名。理学一派朱熹强调“格物致知”，心学一派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诚为当时思想盛会。
④现代经学史界对谶纬也有持平的看法：“谶纬之学的内容非常庞杂，既有宇宙生成演化的哲学思想，也有完整的三皇五帝系统、感生受命的传说及王朝的演进和序代，举凡儒家经义、礼乐制度、天官星历、灾异感应、谶语符命、驱鬼镇邪、神仙方术，乃至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科技知识、文字训诂，无所不包。它把哲学与宗教、科学与迷信杂揉在一起，既有精致深刻的理性，又有卑劣粗糙的伪造，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见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95.）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谶纬涉及礼乐制度的事实，二是其内蕴的精致深刻的理性思维。
⑤笔者认为中国音乐思想存在前音乐思想、潜音乐思想、真音乐思想三个层次，所谓“前音乐思想”指真正的音乐思想产生之前而又具有思想性质的某些观念。（见罗艺峰.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
⑥朱氏《经义考》第263、264、265、266、267卷皆为“毖纬”门。《乐纬》在该书第265卷，内容几乎全引孙瑴《古微书》。（见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1341.）
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根据《黄氏逸书考》影印的纬书十种，入诸子百家丛书二十九种之一。
⑧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与中村璋八认为，此三篇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乐纬，且各为一卷，而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所谓“乐五鸟图”已很难把《后汉书·五行志》的“五凤”之文看作是独立的乐纬篇目。（见[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51.）
⑨黄奭辑佚纬书时参校了鲜为人知的清河郡本《纬书》，清河郡本《纬书》原为抄本，所收佚文更有诸多独到之处，明代孙瑴及清代赵在翰、林春溥、乔松年等辑佚家鲜有称道。民国甲戌江都朱氏补刊本《黄氏逸书考》有“清河郡本”篇目：《河图》7种、《洛书》2种、《易纬》4种、《尚书纬》6种、《诗纬》2种、《礼纬》3种、《乐纬》3种、《春秋纬》13种、《孝经纬》3种。参见李梅训.宋均生平著述考论[J].山东大学学报，2004（5）：90-93。
⑩《汉书·王莽传》：“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吉联抗以为王莽所立此《乐经》即是《乐记》，并设立了博士官。（见吉联抗.秦汉音乐史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认为《乐记》就是古之《乐经》：“《乐》以道和，何耶？昔孔子修六经，而《乐经》居一焉。汉以来不见《乐经》有单行本，疑《乐经》独亡。愚谓《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即是《乐经》。”（见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笔者所撰《由〈乐纬〉的研究引申到〈乐经〉与〈乐记〉的问题》一文，强调了以纬证经的方法，并认为《乐记》可能就是失传已久的《乐经》。（见罗艺峰.由《乐纬》的研究引申到《乐经》与《乐记》的问题[C]//西安音乐学院.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音乐学院，2009：20.）
⑪风角，是古代以观察风向、风声占卜吉凶的一种占候术，与音乐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如唐代李淳风《乙巳占》中有专门的推风声五音法、五音所主占、五音风占、论五音六属、五音受正朔日等等。《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也有风角占候的记载，往往也与音乐思想有关。候气，即“葭灰候气”，其性质界乎科学与迷信之间（中国科技思想史家有此认识），同时也是一种起源极古的音乐占卜术。按《后汉书·律历志》，其法是将律数、历法、方位、季节等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古代曾经盛行，汉代还设有专门的候气官，一些数术占卜书也多有述及。明代朱载堉在《律吕正论》中质疑候气法，认为“吹灰事必无，则葭莩不必论”，“埋管飞灰，此其谬说，乃不经之谈也”。这是中国音乐理性的表现，有重要思想史价值。
⑫韦昭注“天之中数五”云：“一、三在上，七、九在下。”注“地之中数六”云：“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即是说在传统的汉字竖写习惯里，五、六居阳数和阴数之中间位置。后来扩展为律数的神圣性思想，五声六律的地位因此而被重视。（可参读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⑬乐律学与数术学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专门的思想史研究内容，而这一内容却似乎并没有被纳入中国音乐史的论域范围。（可参读俞晓群.数术探秘·第七章[M].北京：三联书店，1994.）
⑭在此，宫对应土，商对应金，角对应木，徵对应火，羽对应水，顺次暗含着中、西、东、南、北五方，黄、白、青、赤、黑五色，其深层逻辑正是易卦的原理。
⑮王光祈认为，《管子》的计算是五音徵调，即以徵为最低音（108），进而得出羽音（96）、宫音（81）、商音（72）、角音（64）；《史记》的计算是五音宫调，即以宫为最低音。这两种音阶的小三度位置不同。（见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册[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17.）
参考文献：
[1] [英] 西奥多·梅尔茨.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M]. 周昌忠,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9: 1.
[2] (宋)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25.
[3] 陈梦家. 宋大晟编钟考述[J]. 文物, 1964 (2): 51-53+5.
[4] (元) 脱脱, 等. 宋史·卷一百三十·志第八十三·乐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5] 饶宗颐. 宋季金元琴史考述[M]//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4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6] (宋) 耐得翁. 都城纪胜[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23.
[7] (宋) 杨简. 慈湖先生遗书[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1.
[8]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乐记》论辩[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9] (明) 王畿. 致知议辩[M]// 王畿集(卷六).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133.
[10] (清) 王夫之. 礼记章句[M]// 船山全书(第4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889.
[11]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M]. 台北: 里仁书局, 1982: 19.
[12] 孙启治, 陈建华. 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3] [日] 安居香山, 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14] (清)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乐纬动声仪[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4.
[15] (明) 孙瑴. 古微书[M]//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 纬书集成·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271.
[16] 刘小枫. 儒教与民族国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17] 葛荣晋. 中国哲学范畴通论[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36.
[18] 国语[M].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8-20.
[19] (唐) 房玄龄, 等. 晋书·卷十六·志第六·律历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77.
[20] (清)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387-384.
[21] (东汉) 郑玄, (唐)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528.
[22] (宋) 裴骃, (唐) 司马贞, (唐) 张守节. 史记三家注·卷二十五·律书第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3] 缪天瑞. 律学[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103.
[24] 汪子嵩, 等. 希腊哲学史·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456-457.
原文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5年第二期
编辑｜悦樂
排版、校对：嘉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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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听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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