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讲的内容是学科对象问题。音乐思想史当然要研究音乐思想，思想存在于人世表象的背后，要涉及现象背后的原因：欲望、动机、情感、动力，并凝聚为概念、范畴、观点、观念以及所有这一切造成的思想和思想体系。探讨思想和思想体系在时间中的演化、发展和衰落的原因，并且把片段的观点、观念凝聚为思想的体系来观察。
【关键词】 中国音乐思想史；学科对象；思想；人世表象
作者简介：罗艺峰（1948— ），西安音乐学院（二级）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课讲学科对象问题。所谓学科，是一个知识体系，它由对象、观念、方法和目的等方面构成。中国音乐思想史学科必须明确回答：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按英国思想史家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 1840—1922）所说，思想史要研究的是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他这样说：
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
“背后”“潜藏”“内在”这三个概念非常重要，说明思想在现实背后，思想往往为潜藏的状态，思想是人的内心生活。如是，音乐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深入音乐现象背后去发现、分析、讨论、评判这一现象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即欲望、动机、情感、动力，并凝聚为概念、范畴、观点、观念以及所有这一切造成的思想和思想体系。探讨它在时间中的演化、发展和衰落，而有“史”的性质。所谓史学就是研究“变化”。就音乐思想史而言，即思考和研究音乐思想的变化及其变化背后的原因，并且通过阐发、思辨，把片段的观点、观念凝聚为思想的体系来观察。
比如，我们常常说唐人喜欢胡乐，唐代有胡乐盛行的社会历史现象，一般中国音乐史学科应该研究这一现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当时的乐器、乐律、乐曲、乐人、乐俗、音乐机构、音乐文献等；但唐人为什么喜欢胡乐、为什么会有胡乐盛行的现象，这就要涉及现象背后的原因，即欲望、动机、情感、动力等，就不免追究到人世表象背后的、潜藏的、内在的思想区域。又比如，生活在明末清初乱世的徐青山，曾经也有弃琴仗剑、愤世嫉俗的大志，但最终只能茅棚穷寺安身，“结茅穹窿，蓬蒿满径，不自知釜生鱼、甑生尘也”，①而他却写出了以“淡和”为尚、道禅思想色彩浓厚的古琴美学著作《溪山琴况》，这一巨大反差就反映了他的人世表象背后潜藏的某些情感、动机，这一现象已经突破了一般美学和音乐美学史的视野，而具有音乐思想史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揭示现象下面“隐蔽的思想元素”并认识它、分析它。思想作为一种内心生活、一种心智活动，究竟给人们什么样的影响，很值得我们探讨。
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具体研究课题，包括思想人物研究、思想学派研究、思想文献研究、思想现象研究等。以下我们选择一些课题分别加以讨论。
一、思想人物研究
思想人物指有明确思想发表的某些人物，且一定与音乐有关才能纳入这类课题，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历史上许多思想人物有音乐思想发表。研究这类特定思想人物的策略，以选取比较少见、比较缺乏研究的人物为好，一般儒、墨、道、法常见人物古往今来已经研究很多了，在缺乏新材料的条件下不容易取得新的认识或观点上的突破。这里，我们以南宋心学家杨简为例。为什么选择他？其一是因为音乐学术界很少涉及，对他的音乐思想及其思想史意义缺乏认识；其二是因为他的思想有突出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音乐思想史上很少见。②
杨简（1141—1226）是南宋心学代表人物之一，字敬仲，别号慈湖，谥号文元，浙江慈溪人，是心学大师陆九渊（1139—1193）的大弟子，《宋史》有其传。杨简的音乐思想主要见于其所著《慈湖遗书》。这里不对其著作做文献学的考据，而通过其人生行状和思想著作了解其音乐思想。
首先看其经历，也就是了解其人世表象，因为不知其“人”则不能近其“思”。杨简出生在浙江一个富裕的儒者家庭，家中子女众多，他在六个儿子中排行第三。杨简一生中经历了南宋全部的盛衰，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五朝。宋金战争中，杨简全家为避战祸辗转迁徙，途经天台、宁州、明州、奉化、鄞县等地，直到抵达慈溪才安顿下来。虽未出浙江，但杨简正是在这番颠沛流离中长大成人。在这个儒者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教育并言传身教，其父杨庭显更是恪守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杨简的老师陆九渊曾称赞其家教：“施之家，可移天下。”他的家庭教育强调与贤者为伍，认为贤者的言谈举止、细碎微小都值得学习。杨简母亲臧氏，出身于与杨家相似的家庭，其母系以儒治家，并通岐黄之术，外公虽无官职，但也儒行通达，受人尊敬。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杨简，走上明道进业、修心成圣的道路，并在儒家思想上达到极高造诣、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必然的。
时代的条件下，南宋音乐史作为其人世表象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也应该了解和思考。史载宋金战争中，北宋宫廷的教坊乐器、乐书、乐章、乐工、仪仗、内家乐女、大晟乐器、钧容班等被金人悉数掳去，所谓“渡江旧乐复皆毁散”，[4]可以说宫廷所藏最重要的律调谱器、歌工图书，儒者所关心的政教制度，都毁于兵燹。这给重视礼乐教化的儒士们以巨大的震撼，以至于高宗至理宗五朝“中兴六七十载之间，士多叹乐典之久坠，类欲蒐讲古制，以补遗轶”。[4]后来虽然慢慢有了宋金“榷场”边贸，一些图书、乐谱、古琴有了些回流，制礼作乐、考订乐律的活动也逐渐恢复，城市音乐活动慢慢有了生气，文字材料如南宋灌园耐得翁著《都城纪胜》就有所反映。[6]这类笔记文章还有不少。然而，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繁荣景象，此时就只能望图兴叹了。这一音乐史的人世表象不可能不进入儒士们的思考之中，杨简岂能自外。我们或可由此开展一些观察。
此外，杨简思想之成熟既离不开高人点化，也与其身处思想环境密切相关。在宋金和议的短暂平和气氛中，他与陆九渊（陆象山）相遇了。两人既是师生，亦是朋友，年龄相仿，性格接近，都少年老成，都好学笃行，往往洒扫林下、晏坐终日，高谈阔论天地人心，莫不思虑、莫不忧心，表现出高度精神性的内心生活。象山觉悟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而象山哲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醒悟一时惊骇了多少人。淳熙二年（1175）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后其思想更是广播天下。③作为杨简的精神导师，陆九渊把杨简引入了当时的思想家群体，使其得以观世风、交学友，陆派江西一脉、浙江一脉皆与杨简交游切磋，这使杨简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象山哲学的“心即理”“发明其本心”的观点，显然对杨简有深刻影响。他为官，却是亦官亦学、清明纯直，从不停止追求自己心仪的思想真理。无疑，正是陆九渊造就了他的精神气质，也正是心学哲学“心一元论”的立场，导致了他后来激烈的音乐思想。
杨简的音乐思想，主要出自他的《慈湖遗书》。杨简有非常传统的一面，如反对淫靡之声的观点：
今之妓唱，与夫双韵鼓板之属，其气志不为之浮动者，有几？某初入太学，闻太常古乐，庄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移风易俗于是乎切。是故淫乐宜禁。[7]
此论虽然并不新鲜，却是其音乐思想中“雅—俗”“礼—乐”关系构造的一面。不过，杨简在中国音乐思想史上的重要性非在于此，而在于其以心学哲学为基础，进而开出自己的思想天地。杨简的音乐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乐记》的激烈批判。我们知道，西汉《乐记》对于儒家有极高的思想地位，现代美学和文艺学更誉之为“中国古代美学的高峰”“文艺思想的圣典”，而杨简出于心学哲学的立场，却给予了完全的否定。这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典型的儒者，为什么杨简会否定自家的经典呢？《慈湖遗书·卷九》中有一段专门针对《乐记》的文字，[7]我将其拟名为《慈湖乐记》。这段文字近两千字，对于古人来说已经是很长的文章了，足见杨简对此的重视程度。他在其中对《乐记》进行了激烈批评。
首先，《慈湖乐记》从“心一元论”的哲学出发，批评了自荀子《乐论》到西汉《乐记》的“礼-乐”二元论思想。荀子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记》所谓“乐统同，礼辨异”，在杨简看来都是“礼-乐”二元论的分裂，是完全错误的：
谆谆言礼乐之异，分裂太甚，由乎其本心之未明，故其言似通而实塞，似大而实小，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已自疑阻，安能使人不疑阻？
礼乐无二道，吾心发于恭敬品节，应酬之为者，人名之曰“礼”，其恭敬文为之间，有和顺乐易之情，人名之曰“乐”。
庸众生而执形动意，形不胜其多，意亦不胜其多，不知天不执不动，则大道清明。广博天地位其中，万物育其中，万事万理交错其中，形殊而体同，名殊而实同。
即实而言，乐即礼，礼即乐，名殊而实一。
这样，礼与乐就是一个东西，怎么可能分立分论呢？《乐记》讲“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统同，礼辨异”，杨简认为这是错误且非常有害的思想观点：“分裂坚定如此，害道为甚。”
其次，他还批评了我们今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乐记》“物感心动说”，这一观点或谓之唯物主义的，或谓之唯心主义的，总之是被视作理解《乐记》思想的重要津梁。而杨简怎么说的呢？他说：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此语固然，庸众皆不知其非，而知道者不肯为。是言盖知道则信，百姓日用斯道而自不知，百姓日用无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乱也。故曰：“物使之然”，则全以为非，裂物我，析动静，害道多矣！
夫乐之道，无本末，无始终，如欲启诱庸众，姑言其本，则人心之未感于物者，其本也。《易》曰：“乾元，万物资始。”“乐者，乐也。”乐说何自而生乎？知此则知乐矣！则知宫商角徵羽上下抑扬之妙矣，则知动静一矣，感与未感一矣。今也专指感于物为本，则蔽惑人心，害其本然之妙矣。
在此，最重要的是“动静一”和“感与未感一”的观点，杨简认为把“人心之动”与“物使之然”分裂了看，则“全以为非”。他说：
礼者，断断乎人心所自有，而非外取。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
乐者，吾心之和顺。礼者，吾心之等节，无二心也。
惟《易》《诗》《书》《礼》《乐》《春秋》一也。天下无二道，六经安得有二旨？
在杨简看来，天地宇宙的大道是整一的（“不可分”）、不变的（“动静一”），反映到人心也是如此（“感与未感一”），显然其观点是建立在心学哲学的“心一元论”之上。他还对《乐记》的其他一些迂腐说教给予了讥评，此不赘述。
总之，杨简完全否定了《乐记》，他的惊人结论是：“《乐记》非圣人之言”“亦非知道者作”，甚至是“惑乱后学”的著作。
杨简音乐思想在中国音乐思想史上的价值，本文认为主要有三点：
其一，反映了儒学内部不断涌动的思想创新潮流，在音乐思想上并非如某些人断言的“固化”，而是通过思想哲学的变革来推动音乐思想的发展。杨简执心学的哲学立场，把音乐思想从汉代以来礼乐雅颂的外在规范带入两宋内心道德自觉的内化时代，由经学音乐思想发展到心学音乐思想，有“史”的意义。
其二，反映了社会生活包括音乐生活作为“人世表象”的“下面”和“后面”，有值得探索的“隐蔽的区域”，需要我们去认识思想变革的动机和动力。杨简排斥民间俗乐、推崇雅颂礼乐，与他的家庭教育背景和社会历史环境有深刻联系。在此影响下，他的音乐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样貌，既摒弃“礼-乐”二元论音乐思想和强调“心一元论”的思想立场，又保留了“雅-俗”两分的思想认识。
其三，杨简的“天下无二道，人必无二心”的哲学思想，必然导致他“动静是一”“感与未感是一”的观点，而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明代哲学家王畿（1498—1583）在其《致知议辩》中写道：“感不离寂，寂不离感。舍寂而缘感，谓之逐物；离感而守寂，谓之泥虚。”而强调“感”与“未感”的统一。清初哲学家王夫之（1619—1692）也强调动静是一的观点，他在《礼记章句》里精辟地分析道：“静含动理，情为性绪。喜怒哀乐之正者，皆因天机之固有间而时出以与物相应，乃一以寂然不动者为心之本体，而不识感而遂通之实，举其动者悉归外物之引触，则与圣人之言不合，而流为佛、老之滥觞，学者不可不辩。”这些重要认识，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
总之，思想人物的研究往往是个案课题，应深入了解被讨论者的个人生活和思想背景，了解其内心生活，并揭示出其音乐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思想人物的研究，也可能逐渐形成学派研究，而更具思想史的意义。
二、思想材料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针对文字材料，因为思想主要靠文字记录传播。具体运用什么材料，则与自己的课题设计有关。由于载体材质脆弱（如竹简、木牍、丝帛易坏朽）、藏纳条件不佳（简帛文字易遭窜乱）、社会原因的毁失（需后世文献学家辑佚）等多方面原因，古代文献可能存在不完整、不可信、不清楚、不明白等问题，故研究者需要对研究材料进行文献学处理，包括比较、校勘等。正如胡适所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功夫。”[11]
这里，以《纬书》中的音乐思想材料为例。为什么要以《纬书》为例呢？首先，必然是有音乐思想发表，否则免谈；其次，这类材料非常芜杂，须有文献学的处理，不然不能用。“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纬书就是解释经书的图书。由于掺杂了大量谶纬迷信，纬书屡屡被焚毁，自隋朝起就基本被禁断了。但学术界认为，纬书仍然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④明清两代文献学家开展了艰苦的辑佚工作，使我们今天还能够多少了解这些特殊的知识。儒家有“六经”，自然也就有“六纬”，后来经类图书扩大了，也就有了“七经七纬”“九经九纬”等。“六经”中原有《乐经》，因此有《乐纬》。《乐纬》无疑是音乐谶纬最重要的文献，其思想性格和谶纬意识，反映了秦汉以来的“前音乐观念”，⑤这个材料就与我们的研究课题有关。又因为今天看到的纬书是靠辑佚存世的，不同的辑佚本就有不同的面貌，故必须经过文献的比较、校勘才能使用。
（一）《乐纬》文献存世面貌
今存《乐纬》三篇，即《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徵》，是目前仅见的乐纬文献，主要辑佚成果集中在明清两代，如明代孙瑴《古微书》、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经解》等著作均有相关辑佚内容。近代学者多有承继，日本学者也参与其中并整理出了新的辑佚版本。以下略作讲析。
1. 孙瑴《古微书》与《乐纬》
孙瑴字子双，号贲居子，湖南华容人，明代辑佚家、文献学家、藏书家，有《古微书》传世。此书历来评价不一，但因为采摘编纂之繁富而使后学得益，功不可没，如清代大学者朱彝尊《经义考》中“毖纬”一门所引出于孙瑴书者十之八九。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亦不少引《古微书》，其《乐纬》更是以孙书为底本辑排而成。《古微书》本《乐纬》，在其书之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卷中，篇目编次为：《尚书纬》《春秋纬》《易纬》《礼纬》《乐纬》《诗纬》《论语纬》《孝经纬》《河洛纬》。可见，《乐纬》在《礼纬》后，《诗纬》前。《乐纬》三篇的编目顺序是：《叶图徵》《动声仪》《稽耀嘉》。《古微书》的现存版本包括：清嘉庆十七年禹航陈世望对山问月楼刻本（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四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安徽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一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丛书集成》本（据墨海金壶本影印）。
2.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与《乐纬》
马国翰字词溪，号竹吾，山东历城人，清代著名学者、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马国翰于1844年完成清代最重要的辑佚巨著《玉函山房辑佚书》。全书分经、史、诸子三编，每书作有序录冠于篇首。全书七百多卷，共辑佚书594种，其搜罗之完备，卷帙之繁富，为他人所不及。后人推马氏为清代辑佚第一大家，将马氏与另一清代辑佚大家黄奭称为“南黄北马”。马氏所辑古乐书，主要在《经编·乐类》，共十三种十三卷。该书辑佚的《乐纬》也是三篇，篇目顺序为：《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徵》，与明代孙瑴《古微书》辑录的《乐纬》顺序不同。
《玉函山房辑佚书》的现存版本包括清光绪九年长沙嫏嬛馆刻本（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年章丘李氏据马氏刻版重印本（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年楚南书局刻本（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嫏嬛馆本影印出版。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据嫏嬛馆本出版，编入《子部·杂家类》。同年，广陵书社出版凡五册，前四册为《玉函山房辑佚书》。
3. 黄奭《黄氏逸书考》与《乐纬》
黄奭，字右原，江苏甘泉人，清代著名辑佚家、文献学家，与马国翰齐名。青少年时代投身清代著名学者江藩门下（值得注意的是，江氏亦通乐学，而著有《乐悬考》二卷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专攻经学，尤善郑氏学。其家藏书丰富，本人勤奋好学，在辑佚事业上名垂史册，入《清史列传》及《甘泉县续志》。黄奭所辑古逸书甚为丰富，除《易》《书》《诗》《礼》《乐》《春秋》《论》《孟》《纬》《尔雅》《小学》外，还有许多周汉以来的不传之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纬书》的辑佚方面，所辑包括《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论语纬》《孝经纬》《河图》《洛书》等，在古纬书的辑佚上独树一帜。⑦黄氏《乐纬》三卷，即《动声仪》《稽耀嘉》《协图徵》，收入所著《汉学堂丛书·通纬·乐类》《黄氏逸书考·通纬》。黄氏现存著作及版本情况如下：《汉学堂丛书》，清道光间刻光绪间印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清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知足斋丛书》，清道光间甘泉黄氏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黄氏佚书考》，民国二十三年江都朱长圻补刊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汉学堂经解》，今有广陵书社刊行版本。
4. 关于三种《乐纬》的比较
《乐纬》的一般辑佚情况，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12]明清以来，纬书辑佚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成就突出。《乐纬》的辑佚是其一。相关学者主要包括：明代孙瑴；清代赵在翰、殷元正、黄奭、乔松年、王仁俊、马国翰、朱彝尊等。
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与中村璋八合编的《纬书集成》是目前最完备的纬书文献，该书在孙瑴《古微书·乐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乐纬》、黄奭《汉学堂丛书·乐纬》等前人辑本基础上，融入自身辑佚成果，表现出日本学者的特色。199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音乐书谱志》（增订本），其中收入上述孙、马、黄三种《乐纬》，而无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的辑佚本。
按现代学者看法，《乐纬》是《七经纬》之一，《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举《乐纬》篇目凡三：《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徵》（按：叶，一作协，二字古音可通）。⑧《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并载宋均注《乐纬》三卷，不具列篇目。经疏、史注、《开元占经》及唐、宋类书等均引《乐纬》诸篇及宋均注。因诸家考订有异，故取舍不尽同。如何休解诂《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引《乐说》之文“天道本下”云云一篇，黄奭视为泛引之文而辑入《乐纬》，马国翰则考订为《稽耀嘉》之文。又如《北堂书抄》卷一百五引《乐纬》“作乐所以防隆满”一节，孙瑴辑入《叶图徵》，而马氏辑入《稽耀嘉》。大体言之，以黄奭所采较多，如《动声仪》自“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以下十四节采自“清河郡本”，皆他家所无。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不载郑玄注《乐纬》，唯《御览·天部》引《动声仪》“作乐制礼时五音始于上元戊辰”一节附郑玄注，未详所本。而日本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辑之《纬书集成》则正式引用之。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参校本的比较来看其差异。
首先，篇目编次不同。马氏以自己对《乐》和《乐纬》的理解，将篇目排定为《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徵》，黄奭本与此同，两者均不同于《古微书》的《叶图徵》《动声仪》《稽耀嘉》的排列顺序。马氏首引贲居子曰：“能动物者，莫如乐也，其翼在仪，仪动，则人心为之动矣。”[14]即表明其《动声仪》为首篇的依据，黄本则首言星象，表明其思维所重在星占逻辑。
其次，辑佚思想不同。马氏重在“纬”的政治文化意义，特重“乐动人心”的理论，故首论与五音联系的君、臣，次论民、事、物，即以音乐政治论为核心而展开，对于太平之象，亡国之乐，独有关注。孙氏特重“乐”的理论，故首篇论乐的叶或不叶，因为“乐不叶则不可以徵，不可以徵则不可以图也，此论其谐而传者以成篇”，[15]而在辑佚中特重律书、乐书、历律志、音乐志、礼乐志等。黄氏则开篇即表明其思想的谶纬倾向是天人关系，“岁星与人常应，太岁月建以见”的逻辑正是星纬声律的逻辑，所引亦多占书。
再次，所据引文献详略及位置的不同。马氏自有表白，如说《古微书》收“风气及中元、下元三条皆此（按：指《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五引《乐说》）节文，互有详略，兹取订补”。[14]又说“召伯，贤者也……是以《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初学记》卷十七，《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古微书》误收入《稽耀嘉》，今移正”。[14]前引《古佚书辑本目录》作者指出的情况，也表明黄奭与孙、马的不同。
复次，辑佚所引文献之比较。孙氏所辑引书（以出现先后为序）有：《礼记·乐记》《周官·大司乐》《经籍志》《淮南子》《后汉志》《隋志》《沈重·钟律议》《白虎通》《荀子·乐论》《管子》《周礼》《说文》《抱朴子》《太平御览》《韩诗外传》《史记·天官书》《国语·周语》《史记·律书》《黄帝内经·素问》《宋书·乐志》《通典》《前汉志》《拾遗记》《月令章句》《乐元语》。
马氏所辑引书（以出现先后为序）有：《礼记》《隋书·音乐志》《太平御览》《文选·李善注》《白虎通·德论》《风俗通》《钟律书》《北堂书抄》《白贴》《艺文类聚》《初学记》《诗谱》《后汉书》《周礼》《史记》《水经注》《开元占经》《诗经》《春秋公羊传》《礼记·王制》《春秋谷梁传》《唐玄宗实录》以及史志文献的注疏、索引等。
黄氏所辑引书（以出现先后为序）有：《周礼·冯相氏》《公羊春秋·解诂》《白帖·制乐》《古微书》《文选·李善注》《乐说》《礼记正义》《孟子》《乐纬》《释名》《论襍》《太平御览》《北堂书抄》《初学记》《广博物志》《礼记·乐记正义》《隋书·音乐志》《路史》《淮南子》《周礼·大司乐》《艺文类聚》《后汉书》《开元占经》《宋书·礼志》《白虎通义》《论语正义》《说郛》《北史》《唐玄宗实录》《续汉书》《礼·月令注》《独断》《东观汉记》《南齐书》《史记索隐》等。
笔者在研究中主要使用黄氏本。一是黄氏本《乐纬》所辑佚、参校的图书最多，其所辑《清河郡本》尤为他本所无，且注意到前人所辑之优胜处，而多有采撷。二是黄氏本《乐纬》思路清晰，《纬》之所以为纬，乃是因为其有谶纬思维，是建立在天人哲学之上的文献，而黄氏本的星占意识最为明确。
我们思考中国音乐思想史的课题，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乐纬》的文献学问题？有什么方法论上的意义和价值呢？笔者的愿望就是传递一个学术观念：思考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音乐史和音乐思想史问题，一定要有文献学意识，材料可靠、符合逻辑、学理通透才能使结论立得稳。这里粗略进行了孙、马、黄三种乐纬文献的比较，目的也就是求得文献上比较可靠的认识，并引入具体的课题中。其次是“以纬证经”方法的尝试，这本是古人常见的研究思路，也见于具体学者的学术实践。比如《乐经》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怎么会有《乐纬》呢？这个千古音乐文化谜底或许可以得解；如果有《乐经》，在哪里呢？为什么有学者认为《乐记》就是《乐经》？⑩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纬书的研究中得出一个结论。再次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一般音乐史料书不列的材料，这些材料可能不入传统史家法眼，是所谓“下脚料”“边缘材料”，但这些材料的存在却是事实，它们也参与构成了时代的“思想温度”，而可能发挥其历史认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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