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贾生华，1962年出生于陕西延长县。1989年6月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系，获博士学位。1989~1993年在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1993~1994年在德国吉森大学进修。1995年回国后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
1999年至2009年担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浙江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等职务。2009-2014年担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2000年至2019年担任浙江大学企业投资研究所所长。2000年至2023年担任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发起人之一，自学会2008年成立以来担任常务理事，是2011年度主席。2009年至2019年担任中国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主席团成员。 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企业管理实践，先后担任绿城中国、滨江集团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长期在浙江省房地产业协会、浙江省高级经济师协会等单位发挥专家作用。 2025年在浙江大学退休。
文 | 贾生华
1962年1月20日，我出生在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延长县安河公社下塬村。万年历显示，那天是农历辛丑牛年的腊月十五（水瓶座），大寒节气。1963年的某一天，因为家里孩子多，我又体弱多病，生父母怕难以养活，就把我送给了十五里外爨见村的贾立功、李志珍夫妇收养。从此，窑洞里那盏永恒的油灯，一直照亮着我的灵魂，一路走来。
一、童年记忆
我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父亲出生于1923年11月3日，农历癸亥猪年九月二十五日（天蝎座），母亲出生于1921年6月9日，农历辛酉鸡年五月初四（双子座）。他们生育过两个孩子，可惜都没有养大成人。
喜欢孩子的他们在1963年抱养了我，待我比亲生儿子还珍贵，精心抚养，疼爱有加，以至我从小根本没有感到不是父母亲生的。
长大后母亲经常讲起过去的事情，并不隐瞒抱养事实，使我感受到他们平凡生活中，充满了淳朴和真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我越来越感受到父爱如天，春风化雨；母爱是地，生生不息。成为贾家独子，缘分天定，成全了父母，更成就了我的人生。
母亲讲，他们去抱养我时，身体条件的确很差。但他们感觉可以养活，就决定收养。神奇的是，我不回避他们，很愿意他们抱，十分顺利就抱回来了。从时间推算，当时我也就一周岁半，在哪个年代没有奶水，婴幼儿是不容易养活的。
村里人和亲戚都好奇来看我。许多人形容我“提起一张皮，放下一堆泥”，可知当时身体状态岌岌可危啊。也许得到上天的眷顾和神灵的保佑，我竟然活了下来。其实，是父母的精心养育，才保全了我的生命，为哪个羸弱的躯体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儿时的点滴记忆，都是在父母的怀抱里积累的。
母亲出生在传统农家，小时候还缠过脚。据说因为红军到达陕北后，家乡百姓才停止了缠脚习俗。大约16岁时，她就嫁到爨见村，婆家比娘家还穷，生活十分艰辛。每当回忆起往事，她经常会流下心酸的眼泪。抱养我后，母亲倾注了全部心血，生活也有了希望。母亲属鸡，感觉性格里有一种不屈的基因和超凡的追求。但她体弱多病，饭量小，还有很多不吃的食物。最早的记忆是母亲去地里干活，总是把我带在身边。记得她去摘豆角，回来的路上，我坐在她背着的、装豆角的麻袋上面，听她断断续续讲古老的故事，有时候还哼个小调，那是我听过的最美乐章。
父亲是个地道的传统农民，干一手麻利的农活，但家境贫寒，从小就经常出去揽工（做农活）。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被组织参加过几次担架队，经常讲起去前线抬伤员的故事。要不是他胆子小，不愿意出远门，也许就成了将军！父亲属猪，性格特征也十分符合，胃口特好，身体强壮，想法简单，性格随和，不考虑太多太远的事情，容易被别人说服和影响，在村里人缘很好。记得夏天的中午，在家门口的大槐树下乘凉，父亲抱着我拍脚丫，教我祖先传唱留下来的儿歌：翩翩脚，上南坡。上了南坡做什么，上了南坡摘豆角。豆角长，豆角短，摘了豆角喂噜鸽。噜鸽肥，噜鸽瘦，…，…。这是我最初接受的启蒙教育，直接印在了脑海的天幕上。
在我小时候，爨见村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全村100多口人，一起玩耍的大小伙伴有20来个。作为一个社会细胞，虽然也有村里的是非和江湖，但乡亲们对我都十分友善和仁慈。大家都叫我“小子”，这是男孩子出生后普遍的乳名。白天，村里人闲了总是聚在贾连贵家（解放前大户人家）的高大龙门下拉家常。太阳下山之后，窑洞里的炕头上会点起一盏油灯，有几家好客的窑洞，成了串门拉话的默认碰头点。大人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聊，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个窗口。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追逐打闹，为我带来了天然的友谊和乐趣。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小时候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大约是在1966年夏天，得知北京医疗队来到了临近的延川县稍道河公社巡回医疗，听说看病十分能行，父母立即带我去看医生。在我的有限记忆里，就有父亲背着我翻山越岭、走走停停的情景，也有夜晚新奇地睡在公社医院接待求医者的地铺上的印象。后来母亲经常讲，是北京医疗队治好了我的病。我们走了两天山路，才来到稍道河医院。北京医疗队的医生十分热情友好，一点也不嫌弃四面八方赶来的老乡。他们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给我检查后，说没什么大毛病，主要是肚子里有蛔虫，开了几毛钱的药，告诉一定要怎么吃，就让我们回家了。当时父母还有些失望，因为驱虫的药过去也吃过不少。奇怪的是，北京医疗队给的药按照要求吃了后，我肚子里很快没虫了，吃饭胃口也开了，身体素质一天天好起来啦。
百度地图查看发现，延长县安河到延川县稍道河（在1980年代这两个地方为乡建制，1990年代改为镇建制，2000年代先后撤并到了临近的罗子山镇和杨家圪台镇）约40公里，当时父母拉扯着我走了两天山路，也算一次远行了。幸运的是，这次求医改变了我的身体素质，母亲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显著改善，它是我生命过程的一个里程碑。
在童年的记忆里，爨见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集体劳动，按照劳动工分分配，生活条件艰苦。许多家庭都有一群孩子，他们的生活资料更加短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生活条件稍好一些。但是，在一个村庄里，家庭人少显得势单力薄，加上母亲体弱多病，从小就给我很多提示，未来存在很大生存压力。每到夜幕降临，父母就会点起那盏古老的油灯，经常在油灯下做各种家务，延续着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记得夜晚睡觉醒来，经常发现母亲还在摇着古老的纺车纺线。听着那有节奏的纺线声，望着母亲单薄的背影，我多么希望纺车边的那盏油灯里，摇摇晃晃的那点亮光，永远不要熄灭。
二、小学乐趣
1969年春节后，母亲决定送我进入村里的爨见小学读书。父亲怕我年龄太小不行，母亲说先跟着“叫惯哒”（培养习惯）。这时候，父母参照三大（三叔）家和我一样大的堂兄弟名字（善民），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富民”，希望我能够摆脱他们那样的贫苦生活。
村里的小学是村办的，称为民办小学，简称“民校”。当时的学校就一个窑洞，放几张桌凳，墙上挂块黑板，课程就是语文和算术。上午各年级的学生都坐在一起，老师只有一位，是全科老师，分别讲不同年级的所有课程。下午经常安排学生坐在院子里，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如果能够跟着大人去安河赶集时，捡到废弃电池，就会砸开取出中间的碳棒，可以在地上写字，算是超级文具了。
民办小学的办学经费主要由生产队筹集。每学期入学，学生还要交一点报名费（学费）。记得1970年春节后开学了，我兴高采烈地去了学校，老师说你的报名费明天带来吧。回家后我给父亲讲，明天去学校要缴报名费五毛钱。父亲说，不急，过几天再给他交，其实是家里没钱。母亲看我急得哭了，马上出门借了五毛钱给我。第二天去安河赶集，她把家里的萝卜提了一筐卖了，马上把钱还了。从此我的心中，有了钱的概念。
小学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本村青年贾国胜。他家就是解放前我们村的大户人家，上过小学后给我们做老师。我记忆里他很严厉，后来一直从“民校老师”做到“公办老师”，退休时是安河小学校长。
当时村里各家都吃两顿饭。我们早上去学校，大约十点放学回家吃早饭。下午一点左右再去学校，大约四点放学回家。记得每次放学回家，小伙伴们都是排着队伍离开学校，还要在路上唱一支歌。每天早上唱的都是“东方红”，下午唱的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小时候我是个乖孩子。老实听话，也爱学习，从不惹祸。记得生产队晚上经常开会，我很喜欢跟着父亲去参加。每次我都安静地坐在父亲怀里，听大人们说话。甚至对宣读文件也很感兴趣，听的入神，不打瞌睡。现在看来，那就是我的“兴趣班”、“读书会”，对我的智力启蒙发挥了很大作用。
小学的第二个老师是下塬村我同母异父的大哥李爨兴。那时他刚结婚不久，带着大嫂住在学校的窑洞里，小学一下变得温暖了许多。因为多了一层亲情，他们对我特别关照，有时候放学了还把我留下来，让我一起吃饭，还给我教珠算。后来村里还有人提意见，说给我“吃偏饭”。大哥委屈地说，那是因为富民爱学，也能教会呀。
1970年代初期，陕北农村生活条件艰苦，但并不缺乏童年的乐趣。每逢中秋佳节，父母都会提早赶集，买上几个红果（老品种的苹果）和一包洋糖（水果糖），放在柜子里准备过节。虽然暂时还吃不到，心里总是美滋滋的。甚至到了节日，自己也舍不得吃，可以放上一个月。八月十五生产队会杀一只羊，羊肉按照人口和工分分配，我们家三口人，一般分得二斤左右羊肉。父亲动作麻利，很快剁成肉馅，准备好萝卜丝。母亲不吃羊肉，总是忍着被熏恶心的痛苦，包饺子，蒸包子。那绝对是我有生以来最香的食物，看着我吃的香甜，母亲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对孩子们来说，过年是最快乐的日子。寒假期间，正是春节，好吃好喝，开心无比。从腊月开始，各家各户就开始置办过年的食物了。小麦磨成面粉，蒸出馒头。糜子碾成黄米，压成米面，摊成米黄。黄豆磨碎，泡软，再磨成桨，做成豆腐。谁家杀了一头猪，一般大部分肉拿到集市卖钱。没有杀猪的，也要尽其所有，到安河集市割几斤猪肉，再买些粉条、海带之类，准备过年全家好好享用。因为多数食品都是从原粮开始自己加工，整个腊月大人们都忙的不可开交。而孩子们已经进入寒假了，除了参与一些家务劳动，就是快乐的玩耍，并享用一年里少有的吃肉和饱餐乐趣。
大年三十晚上，各家挂起灯笼，把院子照得透亮。院子中间，放一捆柴火，吃饭后挨家挨户放鞭炮，燃烧篝火。孩子们欢天喜地，胆子大的纵身跳火，虽然头发和眉毛经常被烧着，仍然前仆后继。大年初一早上，没人睡懒觉，往往是冒着飘飘洒洒的大雪，跑遍全村每家的院落，在开春的鞭炮放过后，捡哪些落在地下没有引爆的鞭炮。正月十五，皓月当空。各家都会把灯笼挂起，燃起篝火，还在院落的每个角落，点起面做的小油灯。全村孩子们聚在一起“䟙悠悠”（在石磨（陕北用更古老的名称：硙）眼插上木头支架，两个孩子在两端，用硙干进行跷跷板，转圈运动），直到半夜，才各回各家。
正月里几乎每天都是节日，有很多传统讲究，是个十分休闲的时节。村里按照传统习俗，总要请一个“说书先生”，在某个大些的窑洞里，组织“说书”（弹着琵琶，用说唱方式讲故事），属于传统文化活动。我们村的贾步盛从小失明，是个十分聪明的“先生”。他会“说书”，小时候最爱听他弹琵琶和说唱古代的故事，记忆里有“狸猫告状”、“包公断案”、“薛仁贵征西”等。他还懂得周易，会摸手相算命，会做法驱鬼，也会开药偏方看病。我很敬佩他，他也喜欢和我讲很多事情。
那个年代，小伙伴们没有课外作业负担，也没有玩具，黄土高坡就是我们的娱乐场，同龄人善民（贾生勤）、平安（李瑞平）、强娃（李瑞强）及与我们大小相差2-3岁的十多个男孩子，几乎天天生活在一起。暑假期间，主要乐趣在黄土高坡上。除了完成拾柴、驮水、寻猪草等劳动任务，我们会在约100米长的宽敞高坡上，用䦆头除去杂草和草根，开出一个一米宽的土沟，垂直角度约40度，形成黄绵土滑梯。胆子大的头朝下滑，胆子小的脚朝下滑，一玩就是大半天，直到天黑才回家。
我在爨见民校读了四年书，读到了该校最高年级——四年级。1973年春节后，父母送我去了安河小学读五年级。去以前，需要一个“官名”，父母找了村里的长者贾步枪请教。他家属于解放前的大户人家，解放前曾经担任“白区”还乡团队长，解放后成份定为“豪绅”，在生产队劳动改造。我记忆里，他已经70多岁，双目失明，但思维清晰，经常给我们讲他过去的故事。他说你娃是“生字辈”，最后一个字参考其他兄弟考虑，可以从“荣华富贵”这几个字挑选一个。因为堂兄弟已经有人起名叫贾生荣、贾生富，我感觉贾生贵不好听，就选了贾生华这个名字。
五年级的上半年，安河小学教室在后滩，离爨见村约有四里路，也不安排食宿。父母怕我走读太远，就安排我吃住在老陈家里。老陈是个铁匠，外地人，落户在我们村。他家也有一个男孩，他们对我很好。虽然有几次晚上睡觉想家，偷偷哭鼻子，但很快也适应了。 去安河读书，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和爨见村，就是那种乡下人进城的感觉，既新奇，又害怕。记得教室是一间平房，里面坐了30多个学生，基本都是安河街上的孩子，穿着和言行都和我们村里娃不一样，那场面我感到十分震撼。班里只有我和邻村井头弯的牛（高峰牛）等少数几个孩子，来自安河周边村子。记得第一次上课，老师让我读课文，我一个字也不敢开口。一开始父母也很担心，怕我不适应，三天两头来看我。过了一个来月，我慢慢适应了，老师和同学也不歧视我，父母也就放心了。
五年级下半年，教室搬到了前园子，离爨见村只有二里路，只要沿着安河（黄河的一个小支流，安河地名因安河河名而得）走大约300米，拐进爨见沟（安河的小支流，我们村的饮用水源，全长约一公里），爬上约700米长的爨见卯，就到家了。因此，父母和老师商量，让我“走读”。早上带着干粮，在学校吃饭。晚上放学回家，在家里吃饭睡觉。
安河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是赵群英老师，她认真负责，不仅教我们算术课，而且对学生生活关爱有加。班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军娃（李世军）、和平（王和平）、安安（卫富国）、年娃（王年堂）、应翻（惠应翻）、桃娃（孙玉芳）等，都是安河学校或者街上的小孩，家庭条件和综合素质好，对我有很大带动和帮助。五年级这一年，我的进步很大，除了学习成绩优秀，接触面也有很大拓展。
在那个家长们几乎全部都是“扫盲”对象的山村里，不仅学习条件差，读书的氛围也没有。我能够坚持上学，母亲的信念和执著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不厌学，从来不逃学。但多数小伙伴们都贪玩，不爱学习。大人们普遍不重视读书，经常讲：咱们受苦人，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日子，靠念书又不能当饭吃。有时候家里忙，父亲看到其他家里都让孩子帮忙干农活，也想让我去学校请假，都被母亲制止了。她总是说，咱不识字，只能受苦，额娃念书不能耽误。从她那殷切的目光里，我似乎能够感到，窑洞里那盏老旧的油灯，以其微弱的光亮，努力在层层夜幕中挤出一点空间，让我能够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三、中学农工
1974年春，我开始了初中学习。当时安河学校是个很大的学校，全称是“延长县安河九年制学校”，包括五年制小学、两年制初中和两年制高中。
同年级有三个班，约130人。我在二班，有40多个同学，女生也有近一半。当时我个子矮，坐在第一排，同桌是个小女孩，叫彩平（李新群）。那时候胆子很小，不敢和女生说话。我们班主任是白志明老师，他是我五年级班主任赵群英老师的爱人，对我也很关心。因为教室还在前园子，离家很近，开始我继续走读，没有住校。
记得初中第一学期发了教材，开设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老师要求很严，我还因为作文写得好，被语文老师在全年级表扬。但是，随后张铁生、黄帅等人的反潮流事迹也抵达安河学校。教室内外贴了很多大字报，学校主要课程和教学活动基本停止，进驻了“管委会”，参加劳动成为班级主要任务。
夏天，小麦成熟时节，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夏收大会战。秋天，各种秋庄稼收获，老师带领同学们参加秋收劳动。冬天，我们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春天，植树造林工地有我们的身影。
除了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安河学校也要发展自己的农业生产。在学校对面的贺益山、马山沟，组织师生开垦荒山，种植洋芋（马铃薯）、蓖麻等作物。我个矮力气小，不是个好劳力。印象最深的是，为了种好地，我们冬天里“积肥”（收集土肥），春天里搬运好几里路，运送到山上的坡地地里。通常两个人抬一筐土肥，估计有上百斤，一天上下往返好几趟，到放学肩膀都压肿了。有一次，班级动员临近村庄的学生回家借农具，我没有借来架子车，在学期评语中被写了“关心集体不够，劳动积极性不高”。
1974年下半年，我开始住校，住宿在学校的窑洞里，称为“号舍”。每个窑洞里，一条从窑顶到窗口的土炕，要住十多个学生。冬天里，窑洞里没有什么驱寒取暖措施，麻纸糊的窗户很快就破了，夜里外面气温可以降到零下20多度，宿舍里冷得难以入睡。我们两人一组，把各自的被褥加在一起盖在身上，晚上紧紧抱在一起睡觉。小伙伴彼此的体温，成为我们抵御寒冷的基本依托。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记得，银元（白志刚）、宝元（呼世学）、车生（田荣）、强娃（李辉）等初中同学，当年都曾经是我的睡伴。同学们同吃同睡同劳动，相依为命的纯真友谊，永远难忘。
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仅有的学习活动是读毛主席书。这方面我的学习能力得到了体现，除了背《毛主席语录》，我还经常抄写大字报，背熟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熟读毛选里面许多文章。后来在读书和工作中，在构思论文和写作表达方面，还是能够体会到当年读毛主席书积淀的基本逻辑和文字能力。
1975底，初中毕业后，经过班级推荐和学校革委会批准，我升级到安河学校高中学习。高中同年级约有100名学生，除了安河初中毕业生，还有临近的罗子山公社初中毕业生加入。当时高中教育突出应用导向，我们上一年级分为医疗班和兽医班，我们年级分为文艺班和机电班，我在机电班。
我们班主任李称祥老师，在安河是个人才，会修理钟表、收音机等。他给我们上了两门主干课程——农村电工和农业机械。电工主要学习农村照明电路安装和维修，机械主要学习柴油机和发电机的原理和维修。我们安河学校晚自习教室有了电灯，就是我们自己发电供电和安装的。
高中阶段的农业劳动仍然不少，但学校的伙食却每况愈下。学校的大灶（食堂）每天有两顿饭，主食是窝窝（玉米面或者糜子面发酵后，在大蒸笼里蒸熟，切成四两的方块），有时有馍馍（小麦面蒸的馒头）。有时候早饭会供应烩菜（主要是煮的土豆片或者萝卜条），一份五分钱。学生从家里准备好面粉，交到学校食堂，换来饭票（根据交的面粉种类，分为粗粮票（玉米、糜子）和细粮票（小麦）），菜票直接购买。
在家里粮食短缺情况下，家长们交到学校大灶的细粮越来越少，越来越黑，也没有钱买菜票，同学们基本只能啃窝窝头。也许技术和设备不行，窝窝头总是又酸又黏，很难下咽。特别是到了夏天，大灶的面柜里总是生虫，搬开窝窝，里面经常带着小肉虫。也许老天慈悲，是要给正在长身体的我们补充匮乏的蛋白质。为了改善生活，同学们都会在周末回家一次，返回时带些干粮、腌菜、干腌菜、辣椒面等。为了节约和互通有无，总是两三个伙伴一组，在下来的一周时间里，统筹安排，分享各自家里带来的食料。社娃（呼社堂）、小毛（刘占江）、莲莲（闫振强）等同学带来的咸菜我经常分享，至今记忆犹新。
中学阶段父母十分关注我在学校的表现，有时候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带给老师，去学校了解我的情况，希望他们多关照我。知道我学习很好，同学关系也融洽，他们也就放心了。有一次，父亲来学校卖一筐土豆，正好赶上开饭时间，在大灶做饭的侯鼎文（也是爨见村人，从山东过来落户，我叫他老姑父）给他两个馍，舀了一碗菜（正好那天土豆片里有些猪肉丁。当时学校用食堂泔水来养猪），父亲舍不得自己吃，就把我叫过来一起吃。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他问有没有吃肉菜，我说没有，他就把自己那碗给了我吃。临走时，还用卖土豆的钱买了一块钱的菜票递给我说：“以后学校灶上有肉菜，你一定要买了吃”。这件事父亲后来讲过好几次，很是自责，感到一毛钱一碗的肉菜，我都舍不得吃。记得我曾经和母亲算过一笔账，如果我每天花五分钱，一年就要花18块钱。当时看来，这对我们家是个天文数字，根本不可能实现。
根据对家庭状况的理解，我十分心疼父母，回到家里尽量帮忙做家务，尽量减轻家庭负担。中学阶段，假期我经常跟着父亲放羊（有些年份父亲是生产队放羊员，羊群有50只左右），在山上拾柴，到地里寻猪草，赶着毛驴下沟里驮水，在山里挖药材，等等。有几年，我每年挖的药材（远志草、柴胡等）可以卖好几块钱。
大约是在1976年冬天，供销社开始收购山鸡（死的，整只带毛，天然冰冻，也不知道什么用途），又给我增加了一个挣钱途径。有几个星期天，好朋友银元（白志刚）带着我到山上打山鸡（用类似老鼠夹子的工具，埋入土里面，只有一颗玉米作为诱饵露在地面，山鸡走来时如果一啄，啪一下就被夹住脖子），我很快掌握了要领，他就把自己打山鸡的夹子送给我一个。随后几年，我每年冬天都要抽出些时间，翻山越岭打山鸡，可以打到十来只，收入10来块钱，尽量给与贫穷抗争的父母一些支持。
随着自己逐渐长大，吃穿住用各方面，都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父母怕我“受苦”（干农活）不行，又发现我读书还好，也经常给我做“职业规划”，目标是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民校老师”。而我也有自己的理想，就是在供销社做个售货员，可以帮亲朋好友买到些许紧俏的东西。母亲了解后，认真帮我打听分析，说安河供销社的某售货员，是从喂猪开始干，因为干的出色，5年后就做了售货员。望着母亲充满希望的脸庞，就仿佛窑洞里那盏摇弋的油灯，忽明忽暗，但它照亮了我的心扉，注入了光明和希望。
排版、校对：嘉旭
审核：嘉禾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芙蓉轩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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