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遍布神州大地的民间锣鼓乐、鼓吹乐和吹打乐，是我国民俗生活中最具生命活力的传统音乐类别，并称得上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本人自幼聆听生存于陕北高原的“老五班”唢呐音乐，于无意间成为永潜心底的声音记忆。之后数十年间，又陆续听赏、学习、考察、研究多种北方汉族鼓吹乐，虽然它们组合有异、编制有别，但所奏出的声音却成为中国人节日庆典、迎神赛会、婚丧俗信等不可缺少的良伴。本文仅从个人心底留存的各类鼓吹乐声音记忆，特拾捡“碎片”，裁剪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民间鼓吹乐；声音记忆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25）05-0017-21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5.05.002
作者简介:乔建中（1941— ），男，汉族，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楔子：融入灵魂的陕北“老五班”声音
陕北鼓吹“老五班” 1 组合（见图1）是遍布陕北各地最有代表性的民间器乐品种。陕北人从出生到去世，以及庙会、春节、庆寿、满月、婚丧等任何传统礼仪都离不开“老五班”演奏。在我出生的榆林市榆阳区，因为旧时只有一条仅有2公里的南北向大街，我家又住在大街北头的鼓楼东侧，所以，从幼年到初中，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大街上娶亲、送葬的鼓吹乐声音。正因为这样，陕北“老五班”的演奏就成了铭刻在我心底永久不忘的声音记忆。对我来说，这声音熟悉、好听而又格外亲切，无论是平时，还是节庆日，抑或是过了几十年再回家乡作田野采录，只要听到，就会心动耳热，唤起种种与民俗活动相关的回忆。如果说，人的生命中总会有一种民间音乐的声音与你相伴终生，对我来说，那就是在黄土地上流传了几百年的“老五班”所奏出的声音了。五件乐器，五个乐手，各司其职，各具其声：两支唢呐，演奏主旋律者称“上手”，演奏支声旋律者称“下手”，民间称“拉筒筒”；鼓用以壮威，点子敲得很花；小镲随鼓，“铜鼓”（即乳锣）与之相反，四拍一击或八拍一击，似乐曲的“定拍器”，音色深沉，传之颇远。（见图2）它们大概是北方鼓吹乐组合最小的民间乐班了，但体鸣、气鸣、膜鸣三类乐器和谐一体，并以如此独具特色的合奏声响与陕北人的日常生活相依相伴了无数岁月。对于陕北人来说，它含有无法言说的信息量，也是他们心中最为动听的声音。（音频1，田野录音：1994年在榆林东门外沙窝里的陕北鼓吹乐录音，扫描文首二维码）
一、 鲁西南鼓吹乐声音技艺的震撼
时间回到1977年夏，山东菏泽地区举行了一场规模很大的“鲁西南鼓吹乐汇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第二种北方鼓吹乐。与我同行的有我山东省艺术馆的同事魏占河老师，中央音乐学院的袁静芳教授、程源敏讲师，唢呐演奏家赵春峰，以及在读唢呐专业的李光才、罗立群两位同学。参加汇演的乐手有菏泽、济宁和枣庄三个市区的200多位演奏家，时间三四天，汇演现场可以用高手云集、盛况空前来形容。与陕北鼓吹乐不同，鲁西南鼓吹乐把唢呐称“大笛”，表演形式分“对大笛”“单大笛”“笙笛乐队”及“咔戏乐队”，另有笙、梆子或小镲作击节伴奏。主奏唢呐以木杆唢呐为主，同时还有锡杆 2 、铜杆等；乐手大多在40岁以上，演奏技艺精湛、风格浓郁。三四天下来，听得我们如醉如痴，叹为观止。就连十分熟悉山东鼓吹乐的魏占河老师也慨叹再三。曲目方面，有各个调门的“开门”，如《五字开门》《六字开门》《凡字开门》《上字开门》，另有篇幅长大的《大合套》《大笛绞》《风搅雪》《抬花轿》，以及锡笛曲《海丽花》《驻马亭》《驻云飞》《锁兰枝》，海笛曲《塌山坡羊》等。自20世纪50年代就广泛流传的《百鸟朝凤》《凤阳歌绞八板》《婚礼曲》等，也都是鲁西南鼓吹乐的代表曲目。表演艺术方面，民间演奏家们以高超的独奏技艺来表现鲁西南鼓吹乐的艺术价值，每位艺术家都有很强的即兴表演能力，善于在乐曲的后半部分运用“挂穗”结构即兴创造手法扩展乐曲，将自己所熟悉的戏曲、曲艺唱腔引入表演曲目中，大大增加了音乐的趣味和表现力，这是我们在别的乐种中较少见到的。
汇演结束以后，袁静芳教授建议重新编辑一本《鲁西南鼓吹乐选集》（别于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民间器乐曲选》），一方面从汇演曲目中选取优秀作品并重新记谱，另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已经出版并主要由魏占河、王根生两位老师整理的旧本中挑选（约占四分之一）。经过近三年的编选工作，于1980年交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公开出版。这本选集分三个部分，有锡笛主奏曲（共7首）、海笛主奏曲（1首）和唢呐主奏曲（61首），总共69首乐曲。我执笔了选集的前言《鲁西南鼓吹乐概述》。选集的主要特点：其一是曲目代表性强，既以汇演曲目为主，又吸收了旧选本的部分曲目，这些旧选本的曲目主要选自鲁西南鼓吹乐杰出演奏家袁子文先生（1905—1980）本人的演奏录音；其二是1977年的汇演除了菏泽地区，还包括了济宁、枣庄两个地区的鼓乐艺术家，他们精湛的演奏更能够反映鲁西南鼓吹乐艺术的全貌；其三是选集中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乐曲，如《集贤宾》（牛云海演奏）、《山坡羊》（和贯贤演奏）、《混江龙》（任同祥演奏）、《庆贺令》（牛云海、孙玉秀演奏）等，反映了鲁西南鼓吹乐与宋元以来某些传统音乐的联系；其四是编选组特别邀请中央音乐学院唢呐演奏家陈家齐教授加盟，陈教授除了自己记谱外，还给不少曲目标注了详细的演奏技法，由此让不少曲目成为直接的演奏谱，因而该选集的应用功能大为增色。我在该选集中共记录了7首乐曲，其中有锡笛曲《驻云飞》《海丽花》，唢呐曲《六字开门》（李广福演奏，音频2，扫描文首二维码）、《上字开门》、《笛绞》（王学光演奏，音频3，扫描文首二维码）、《快慢笛绞》（冯明宪演奏，音频4，扫描文首二维码）、《集贤宾》（牛云海演奏）。通过记谱，我比较深入地领略了鲁西南鼓吹乐的精妙和风采，特别是王学光的《六字开门》和冯明宪的《快慢笛绞》，两首曲子流畅、精致，很长一段时间总是在耳边回荡。30多年后的一天，偶遇冯明宪老先生的儿子冯光启，他说，父亲晚年曾颇为愧疚地告诉他，自己对不起乔建中老师，因为当年思想保守，演奏《快慢笛绞》时有意保留了一段“拿手的活”，影响了这首传统曲目的传承质量。我听到后大为感动。民间艺术家“留一手”的思想是普遍的，可以理解，但老先生愧疚之情的“反省”，实在是太真诚可爱了。
受到汇演现场听赏的感染，我对鲁西南鼓吹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向魏占河老师请教，另一方面查阅有关资料，于1978年冬整理出一份“鲁西南吹打乐”的资料，包括流行范围、乐队组合、代表曲目、乐器音域、常用调门等，总计一万多字。当时，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刚刚恢复工作，了解到我写了这篇整理文稿后，就将它作为音协内部资料油印发表。这虽是我后来撰写《鲁西南鼓吹乐概述》的一篇习作，但更像自己学习这一民间乐种的一份作业。（见图3）
1985年4月间，为保证质量，山东省“民族器乐集成”编辑部特别邀请我们音乐研究所到菏泽市帮助他们为鼓吹乐和弦索乐录音。那时，我已经入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并担任副职，所里便指定我带录音师、摄影师及部分研究人员前往。记得那次是录音、录像同时进行。录音曲目已经选定，绝大多数是多年前我们在汇演活动中听过的，演奏家也基本是1977年见过的老人。再次聆听，仍然觉得新鲜、亲切，民间器乐演奏家高超的技艺令人敬佩。印象更深的是早就知道但从未听过的弦索乐，包括古筝、如意勾（胡琴）、扬琴、坠琴等，演奏的曲目是早就闻名于世的《碰八板》。其中有位老艺术家张应易更是一代名师，我们为这个乐班录了音、拍了照。但后来不久就听说老先生离世了，传统《碰八板》从此绝矣！经历过多年前的汇演大场面、记录乐谱和编辑《鲁西南鼓吹乐选集》等工作，鲁西南鼓吹乐早已在我心里生了根，7年后二度聆听，它同样变为无法忘却的声音记忆，增加了我对民间鼓吹乐生命般的质感。
二、 冀中“音乐会”屈家营“林中树”传奇
1985年年底，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40多岁的老农，自我介绍叫“林中树”，来自河北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乡屈家营村，当时担任副村长。他来找我的目的是希望研究所的人到他们村里，考察一下村里的“音乐会”。他说：“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音乐会’就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活动，至今没有人敢动乐器。现在环境虽然好了，但‘音乐会’的老人们还是没有恢复演奏，担心受到批判。外面都说你们研究所是管这个的，麻烦你们去一趟，替我们鉴定‘音乐会’是不是‘四旧’。如果是，就不演，如果不是就恢复。”此前，他已经从村里到北京跑了七八趟了，就是联系不到人去村里亲自看看。看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心情迫切，出于专业习惯，我就说：“近来所里要年终总结，明年春天我们一定去。”此后，他曾不断来电话，要求确认我们去村里的具体时间。
直至1986年3月28日，考察终于成行。同行者乘音乐研究所唯一的老旧小面包车，成员包括摄像师张振华，录音师曹明申，声学专业顾伯宝、徐桃英，以及5位本所学者（史学专业吴钊、秦序、冯洁轩，传统音乐专业薛艺兵和我），加司机小朱，共10位。由于路况、车况都不好，加上进入河北界要下车检查，100多公里的行程，直到中午才进村。林中树（以下称“老林”）则早就蹲在村口等候。一进村，就看见彩旗、会旗飘扬，颇有点节日气氛。村民、“音乐会”会员显然是把考察看成大事。老会员先给我们拿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手抄谱”（见图4），又取来一支玉管（见图5），说是“康熙皇帝赠的”云云。接着就一连演奏了《普庵咒》（音频5，屈家营音乐会演奏曲目《普庵咒》，1986，扫描文首二维码）《玉芙蓉》两首大曲和一首《发气》（或称“法器”，打击乐套曲），每曲约十几分钟，总共50分钟。虽然乐手们已经有20多年没在一起合乐了，但相互配合十分默契，演奏水准甚高。“民国三十七年手抄谱”中有十三套大曲，他们只表演了三套，但以技艺而言，绝对堪为上乘。特别是头管胡玉生、大铙冯月池，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听过之后，我们特别兴奋，针对他们的抄谱、乐器，以及极具典雅、清逸风格的《普庵咒》和粗放震撼的《发气》的精彩表演，我们很郑重地对乐手们说：“你们保留下来的音乐，是精品、宝贝，而绝不是‘四旧’。”获得这样的肯定，每位乐手都异常高兴，这当然是他们最想听到的。完全不懂音乐的老林更是激动，将近一年“踏破铁鞋”、九次进京“问乐”的辛劳，一块大石头落地，让他喜极而泣。（见图6）
首次进村考察，给屈家营“音乐会”乐师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从此又捡起乐器，积极投入排练。同时，依照音乐研究所一贯传统，我们特别请薛艺兵和吴犇于当年5月初进驻屈家营进行深入调查，完成了有关冀中笙管乐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 3 。
此后数年乃至几十年，老林和屈家营“音乐会”搬演了一系列惊动冀中平原百家“音乐会”的大事，成为这一乐种领域的一面旗帜。以下择其要者，略述几则：
1. 1987年5月，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音乐周报》等，为回应老林和“音乐会”的要求，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了屈家营“音乐会”专场演出，音乐界、文化界领导吕骥、李焕之、周巍峙、高占祥及首都音乐界近千人出席观摩并亲自进村考察。 4 （见图7）
2. 为了进京举办专场演出，屈家营全体乐师用了一年时间，基本恢复了前辈传下来的大多数传曲。在音乐会演出间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连夜录下十余套大曲，这些大曲成为该村表演实践最宝贵的一份历史音响。
3. 应老林的强烈请求，音乐研究所于1995年9月在河北固安及屈家营村举行了“首届全国鼓吹乐学术研讨会”，国内40多位同行和河北霸州高桥等4家“音乐会”应邀出席。（见图8）
4. 依照冀中平原的传统，有“音乐会”的村落，村里必定要给“音乐会”分配一间“官房子”，供乐师们排练或存放乐器、用物，但屈家营早就没有了。于是，老林下决心向有关方面求助，给村里“音乐会”盖一间新式的“官房子”。为此，他再次提着那只装满了个人名片的旧包包，踏上新的旅程，从县到市、从市到省，更多的是到文化部“群文司”，当然还有他能够说上话的领导、名人，他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这间新的“官房子”，因为资金时有时无，也就时建时停，最终花了差不多十年的工夫，一座很气派的“屈家营音乐堂”矗立在村口，内设讲究，功能齐全。老林、全体乐师又完成了一个心愿。“官房子”改为“音乐堂”，这是老林他们“发明”的一个“新传统”。（见图9）
5. 2012年，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北京传统音乐节”设立了一个面向全球传统音乐领域的“太极奖”项目。由ICTMD、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等组织组成国际评委会，经评委会广泛征求全球相关机构的意见，最终决定颁给在传统音乐创作、表演、研究、保护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四位人士：美国民族音乐学者布鲁诺·内特尔、印度西塔尔琴演奏大师拉维·香卡、《牡丹亭》青春版制作人白先勇和屈家营“音乐会”林中树，奖金五万美元。一生清贫的老林哪里见过这么一大笔钱？获奖当晚，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来来回回思忖这笔钱究竟该如何派用。周围有不少好心人也给他出这样那样的主意。最终，他毅然决定，自己一分钱也不留，而成立了一个“保护屈家营音乐会基金会”，用来支持“音乐会”的不断传承保护。此一决定，令屈家营村民、“音乐会”全体成员，以及无数到过屈家营的朋友、学者，对老林作为一个老实而平凡的农民的风骨人品大为感动、敬佩。2013年春，当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和我们一众学人到村里宣布这一消息时，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而质朴的老林则以简单而平直的话，讲了自己为“音乐会”奔波30年的种种。
6. 我与老林从1985年冬在办公室见第一面，到他2017年不幸因病去世，来来往往30余年。第一次进村采访结束，他就把这一天定为“明白日”，即真正明白了“音乐会”的宝贵价值，足见村民们是多么看重我们的采访和“音乐会”传统的价值。更有甚者，从1987年开始，每逢3月28日，村里都要举行本村的“传统音乐节”（见图10），现在已经是第38届了，且每年都邀请各方人士参加，以共享他们的传统文化之乐。对于冀中平原上这个小村而言，这何尝不是农民的又一个新“发明”的传统呢？为了维护屈家营“音乐会”，老林四方求助、不惧艰辛，一个又一个善举都融入他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在与他数十年的交往中，我亲历了他为保护民间文化而献身的执着精神，更敬佩他因此而绽放出的经验和智慧。（见图11）
1990年某日，“音乐会”与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在北京太庙同台演出，专家们发现“音乐会”曲目、风格等与“京音乐”有着渊源关系。而此时，“京音乐”传人仅有两三位，于是派人找老林商量调几个年轻人去寺里接班。最终，老林忍痛割爱，送出6位会员。这些年轻的会员，自此跟“京音乐”第25、26代传人张本兴师傅用心学习，被正式确定为传承数百年的“京音乐”的第27代传人。其中，胡庆学于2013年被文旅部评为最年轻的国家级传人。（见图12）
7. 1986年秋，我应邀去石家庄讲课，特别提到屈家营考察的事。话音刚落，河北涞水县文化馆副馆长刘复站起来说：“老师少见多怪了，这样的民间‘音乐会’我们那里有很多。”听到这个信息，我十分高兴。回到研究所就同薛艺兵商量，可否利用空闲去摸摸底。记得我们先后到了涞水、任丘等县，几年间，初步了解到一些“音乐会”在那个年代的凋零生态。有趣的是，英国民族音乐学者钟思第（Steven John）自1988年春随我们到屈家营参加活动后，也对冀中笙管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选择了涞水南高洛村。同时，为了全面考察冀中笙管乐，钟思第希望成立一个由英国学者赞助的“基金会”，为此他奔波多年，但收效甚微，最终他说服了“英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妮克拉，于1992年赞助了我们两千美金，借以推进冀中平原“音乐会”的考察研究。于是，就有了1993—1995年我和薛艺兵、张振涛、钟思第四人小组“普查”音乐会的活动，详情可以参考《中国音乐年鉴》1994年、1995年、1996年连续三年的“报告”（由张振涛执笔）。
钟思第对冀中笙管乐的持续考察表现出西方人类学学者的执着精神。那些年，他除了参与“普查小组”的一些活动外，更有兴味的是泡在涞水南高洛“音乐会”，前后坚持十余年。他克服了生活习惯上的种种不适，与“音乐会”会员和普通村民亲切交往，融为一体，获得大家的普遍称赞。最终，他完成了有关南高洛村“音乐会”正月期间民俗信仰的专著，所记所论，十分深入，这是数十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很有代表性的一本著述。今年3月，他托在大英图书馆临时工作的魏小石博士带回一部他自己拍摄的有关南高洛正月俗信仪式的专题片，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支持参与下，为南高洛“音乐会”和村民举行了首播仪式和研讨会，所长李宏锋、研究员薛艺兵出席，大家又回到30年前老钟在村里考察的场景，现场气氛亲切热烈。（见图13、图14）
就整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音乐学术界因屈家营“音乐会”考察活动的开启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热点，并相继出现了一批硕博论文。它是冀中笙管乐考察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或称“冀中音乐会考察前传”。
三、 京津冀学者对冀中平原音乐类“非遗”再考察的新作新为
1. 近年来，一个更让人欣慰的田野考察壮举在高校学术界有序展开。河北大学教授齐易在有关方面的协力支持下，发起对冀中音乐会及“非遗”项目的再普查、再记录、再研究活动，参与单位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北大学等高校。考察从2015年7月开始，9年多来，“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先后对冀中平原的高碑店、雄县、安新、容城、涿州、涞水、易县等县市的“音乐会”和“五大类”、144个村落的民间音乐进行采录。团队坚持用“地毯式”全息记录的方式，不错过每个村落的每一个“会”，每次记录都包括所在村落的自然状况、存见手抄谱、乐器、“音乐会”成员及演奏曲目，通过拍摄图片、视频，录制音频的形式加以保存，同时有齐易老师的现场“手记”，详述考察的种种内容，纯考察时间累计达195天。目前，已经出版了《箫鼓春社——京津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集成》高碑店市卷（荣英涛主编）、雄县卷（齐易主编）、容城县卷（高舒主编），以及雄安新区卷、安新县卷（吴艳辉主编），另有齐易主编的《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约30万字）和《易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约60万字）的内部资料。如此庞大的团队、如此漫长的时日、如此全面的采录理念、如此高质量的成果，值得肯定，也更值得总结。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入传承、保护时代以来，高校学者更为缜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田野作业方式，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团队参与者一方面以冀中平原特有的音乐文化遗产——“音乐会”现状为主，同时顾及其他存见音乐类“非遗”项目，建立起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全局观，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一种学术设计，对于当下“非遗”传承与保护及其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算起来，从1986年到2024年将近40年了，对“音乐会”的考察研究，从1个到100余个村落，考察队伍从几位到200余位，考察成果从一篇调查报告到百余万字的多本著述等，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研究历史性的进步与发展。参加了前后两次学术活动的张振涛教授将之称为“冀中学案”，并以自己为例，说明乐种考察对个体学者成长的关键意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当代音乐学者面对一个特定区域乃至一个特殊乐种锲而不舍、纵深掘进的学术精神，同时也告诉人们，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厚蕴藏就需要这种精神去探索挖掘。前后40年的学术递进，也可以称为“冀中音乐会”考察的“前传”与“后传”，其所作所为给传统音乐研究领域以十分宝贵的启示。 5
2. 2001年11月，我正式退休。之后，我先后辗转于多所高校（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台南艺术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任教，东南西北四处漂泊，但这样行踪无定的教学生活并没有中断了我和民间鼓吹乐的“来往”。在此后的20多年间，我又接触到北方的多个民间鼓吹乐乐种。首先是“庆阳唢呐”，它是2005年获批的两个国家级唢呐“非遗”项目之一（另一个是河南“沁阳唢呐”）。2007—2009年，我曾经与博士生黄虎多次到甘肃考察环县皮影，每次路经庆阳，都要停下来与国家级传人马自刚乐班见面采访，又多次邀请他们到北京、西安、上海参加各类场合的表演。马自刚是一位责任心很强又富于创新精神的民间艺术家，作为一名国家级传人，20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的家当作一所业余培训学校，致力于培养“庆阳唢呐”的传人，成效显著。从第一次见面，他就把一首录好的曲牌【慢担水】转给我，由于甘、陕音乐风格相似性较多，初听过一遍，就一下唤起我对陕北“老五班”声音的特殊记忆。2008年夏，我赴美探亲4个多月，通过手机听得最多的就是这首【慢担水】。当然，陕北与陇东虽然是近邻，风格也相近，但乐队组合、乐器应用、演奏技法、曲牌系统、击乐烘托等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3. 2016年，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在陕西举办。西安音乐学院作为一个分会场，负责举办了5场“民族音乐会”和3场学术讲座。5场音乐会被邀请的主要有西安鼓乐、陕北鼓吹、晋北鼓吹、辽宁复州鼓吹、陇东鼓吹、皖北“周家班”和新疆纳格拉唢呐的“北疆木卡姆”，相当于一个微型的北方鼓吹乐汇演，也算得上一次“鼓吹乐”盛宴。其中大多数品种我都比较熟悉了，唯辽宁“复州鼓乐”第一次听赏。这一鼓乐品种风格粗放、唢呐大小尺寸差异显著，舞台表演十分活跃而多样，反映了东北平原文化的特殊个性。一年后，复州举行鼓乐比赛，我被邀请参加。舞台上的演奏一如既往，但印象更深的是，在日常的民俗场合中，演奏家们似乎进入了自己的“属地”，更加自由奔放。特别是他们的即兴表演，热烈、红火，让人陶醉良久。他们的表演曾打动了张艺谋的创作团队。在远赴英国的一次演出中，张艺谋将英国现代舞团与“复州鼓乐”安排在一个上下两层的大玻璃柜内，进行“舞—乐各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给观众带来了新颖而意外的艺术享受。
4. 2011年夏，我和黄虎博士与上海“半度雨棚”音响公司联合组成“中国音乐地理‘晋陕黄土高原’考察”小组，一个多月内在山西、陕西两省采录访问了29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行程6000公里。其中就有忻州“晋北鼓吹”和晋南“上党八音会”。这是我在两个乐种的原生地第一次看到表演。我们在“晋北鼓吹”国家级传人卢补良家门口采录了一整天。卢补良是一位质朴、好学的民间艺术家，他一方面传承“晋北鼓吹”，同时多方拜师，恢复了忻州临县五台山“八大套”中的多数套曲。为此，中央音乐学院曾经邀请他到北京专题表演，我有幸也在现场。他不仅坚守本乐种传统的传承，同时向式微比较严重的兄弟乐种学习，如此宽广的胸怀，深受民间音乐界和专业学者的敬重。
“上党八音会”与上党梆子有渊源关系，因此，它的乐队组合就包括了板胡、三弦、月琴、笛子等丝竹乐器，曲目也少不了上党梆子的曲牌和唱腔。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的打击乐部分特别精彩，一方面是有特殊技巧，如“抛锣”等，另一方面，乐师一律（板鼓除外）站立演奏，这样就多了部分肢体动作，大大活跃了表演氛围。这在其他鼓吹乐演奏中是较少见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乐队组合已经超越了鼓吹乐基本概念。但这样的乐队在上党地区非常普遍，据此前的信息，从业人员已经超过六千余人，这样的状况，在北方鼓吹乐规模中堪称翘楚 。
以上就是我从幼年到如今谛听、采录或研习过的几个民间鼓吹乐乐种，有的可能仅听过一两次，有的持续了很多年。谈不上是专题研究，但它们精彩纷呈的声音却很清晰地保留在我的听觉记忆里，并且通过这些听觉记忆，又不断积累、陶冶、影响着我的音乐审美经验和审美判断。我甚至坚信，在表达中国人的声音追求方面，鼓吹乐是极具代表性的，这也是我听了一辈子鼓吹乐的个人感受。由于它遍布全国各地各民族，它与中国人日常的民俗生活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与这种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记忆，更加深刻地潜入我们的心底，让我们无论何时听到，都会唤起自己曾经置身于其中的某一民俗生活场景的记忆。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责任编辑：田林
脚注
1. 即陕北鼓吹乐传统组合的标配：两支唢呐（上手、下手），一面小战鼓，一副小镲，一面铜鼓（又称乳锣）。
2. 锡杆唢呐，又称锡笛，即全部用锡制成的唢呐，其杆长仅十余厘米，音区高，音色亮，有金属之声，是山东菏泽地方戏“大弦子”戏的主奏乐器。
3. 薛艺兵、吴犇：《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第81-96页。
4. 乔建中：《俗中见雅 清音永存——固安屈家营“音乐会”赴京演出感言》，《人民音乐》，1987年，第8期，第16-17页。
5. 张振涛：《银字笙寒调正长——冀中音乐会普查三十年回望》，《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37-42页；齐易、荣英涛：《田野寻风——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工作再思考》，《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48-51页；吴欣晨、郭婧萱：《从普查到学案——以冀中音乐会为例的民族音乐学范式》，《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52-55页；饶曦：《回望向来路——冀中学案三十年略说》，《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56-60页。
6. 郑颖荪：《锣鼓谱：第一集〈十八六四二〉〈翠凤毛〉》，“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1941年。
7. 乔建中：《杨荫浏先生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5-6页。
本文刊登于《中国音乐》2025年第5期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理论第17-37页（总第1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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