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终章：北方鼓吹乐“新视阈”
2019年，以中央音乐学院于红梅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新中国民族器乐乐种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获批并立项。项目依照传统分类立为六个子项：锣鼓乐、鼓吹乐、吹打乐、丝竹乐、弦索乐及少数民族器乐，我负责鼓吹乐子课题，经过田野考察、资料汇集、文本撰写，最终于2024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以下是我参与这个子课题的几点个人感受和收获，同时也作为本文的终章内容。
（一） 前辈人的开拓
1950年5月，刚刚从“南京国立音乐院”北上正式加盟“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的杨荫浏、曹安和二师，就特别邀请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的艺术家们来天津录音并作记录采访。两年后，该次采录成果以《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之书名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除了曲谱记录，两位老师还绘制了“吹歌会”所用吹奏乐器线描图和指孔音位，介绍了云锣、鼓、铙、钹、铛铛等打击乐器的相关知识。数年后，杨、曹二师又出版了他们合编的《苏南吹打曲》（20世纪80年代再版时改为《苏南十番鼓曲》），这是杨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心收集记录，又加以充实整理的锣鼓乐乐种的代表作，由此揭开了新中国民族器乐最具代表性的鼓乐乐种收集、记录、整理、研究工作的序幕，也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影响深远的典范之作。
两位前辈如此珍爱、重视民间鼓乐，给全国音乐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其一是我国民间鼓吹乐、锣鼓乐的蕴藏极为丰富，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正如郑颖荪先生为杨、曹二位前辈在1941年合编的《锣鼓谱：第一集〈十八六四二〉〈翠凤毛〉》 6 写的“卷头语”所云：“我国近代合乐，除雅乐囿于庙堂之外，则唯有丝竹锣鼓合奏，如十番之类。而锣鼓之用于宗教（佛、道）戏剧，民间典礼（吹鼓手）、迎神赛会、竞渡等，尤为重要而普遍。且纯以敲击乐器合奏，成为世界乐坛上独具形趣之一格。在推进民间音乐教育之今日，尤有整理提倡之必要” 7 。他的这一高见，已经为此后几十年的相关田野采录所证实。其二，我国民间鼓乐分布广泛，东、西、南、北、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聚集区均有其踪迹，是中国传统音乐体裁的代表之一。其三，鼓乐的乐队组合和声音风格独具中国本土特色，堪称中国传统音乐多姿多彩、百花竞放的缩影之一。受到以上著述的影响及二位前辈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启示，我国各地音乐工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进行民间鼓吹乐、吹打乐的全面普查和收集工作，并分别出版了许多本各地区民间器乐选集，特别是山东、陕西、山西、辽宁、江苏、浙江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十二木卡姆”的收集整理，初步摸清了有关这类音乐的“家底”。
从1979年年底开始，在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指导下，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开展了编撰“中国十大文艺志书”的浩大文化工程。民族器乐及其所涵盖的诸多乐种自然是其中的一个大类。诚如有学者言，民歌、戏曲和民族器乐之丰饶蕴藏，乃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宝库。而载入“器乐集成”各卷中的鼓吹乐、吹打乐内容丰富多样，受到所有关注中国传统音乐人士的普遍肯定和赞誉。
如今，距离“集成”编撰竣工已经过了20余年，我国的文化战略全面转为“非遗”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在这样的新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央音乐学院申报并成功获批“新中国民族器乐乐种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这一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而作为承担其“民间鼓吹乐”子项的团队，我们深知，历经70余年沿袭的民间鼓吹乐，不同乐种都曾经历过中国社会历史的风风雨雨：有顺畅的发展之期，也有难以回首的曲折之路；有过“人丁兴旺”、热闹红火的场面，也经历过“马放南山”、凋零萎缩的窘迫之境。通过反复讨论和考量，本子项从全国最具代表性的鼓吹乐中选择了10个乐种，由十余位传统音乐学者承担诸乐种的再考察、再研究。在各子项进行的全过程中，团队成员心怀对杨荫浏、曹安和两位前辈所开拓的学术传统的尊重，心怀对所有民间鼓吹乐艺术家的敬重，扎根田野、深入民间，最终完成了撰写任务，为中国鼓乐研究增添了新篇章。
（二） 我们的收获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民族器乐乐种传承与发展研究”子课题之一——《鼓吹乐诸乐种传承发展研究报告》，所涉内容主要围绕我国各地的代表性鼓吹乐乐种在20世纪后半叶的生存环境及其传承、变迁和发展。其中有：
（1）《辽宁鼓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关意宁教授及其项目团队）；
（2）《鲁西南鼓吹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苏本栋研究员、李建英教授及其项目团队）；
（3）《皖北鼓吹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璧菠林喇叭”“砀山唢呐”为例》（张欣主任编辑）；
（4）《从子位吹歌兴盛看河北鼓吹乐的新发展》（胡小满教授）；
（5）《京津冀“音乐会”的传承与变迁研究》（荣英涛博士）；
（6）《山西八大套传承与发展研究》（刘晓伟教授、常芳副教授）；
（7）《晋北鼓吹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刘晓伟教授、常芳副教授）；
（8）《陕北鼓吹乐在新中国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田耀农教授、陈晓宇博士）；
（9）《庆阳唢呐传承与发展研究》（黄虎教授）；
（10）《新中国四川福宝贯打唢呐传承与发展研究》（李松兰教授及其项目团队）。
以上共11个乐种，10份报告，除福宝贯打唢呐分布地属于长江上游外，其他10种均流传于黄河流域及东北平原。
各乐种报告的撰写，一方面参考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音乐界前辈在历年考察、记录活动中陆续出版的鼓吹乐曲选及其研究文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各省市编撰“中国民族器乐集成”所公布的相关资料；另一方面，则是撰写者本人及团队通过多次前往田野现场考察，获得信息后最终完成。其间，又经数次修改充实，使诸篇报告渐趋完整。
在我国，“鼓吹”一词早在汉魏时代就见于文献，刘瓛《定军礼》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不过，当时之“鼓吹”，主要指宫廷殿堂和军旅生活中所用之乐，分为“黄门鼓吹”“骑吹”“短箫铙歌”“横吹”四种组合形式。乐队常用乐器有鼓、角、箫（排箫）、笳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这大概就是“鼓吹”这个术语和“鼓吹乐”这一传统器乐艺术体裁的发端。鉴于它在宫廷生活和军旅生活中的作用，自汉代以下，历代王朝都依样沿袭，成为上层社会的用乐之一。
然而，自明代开始，随着市俗社会生活的日益繁盛，以及唢呐这件乐器从西域的传入，民间社会兴起了适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鼓吹乐。这就是以唢呐、笙、管、笛为主奏乐器，以鼓、镲、钹、梆等打击乐器为击节伴奏的民间鼓吹乐。这一器乐形式自兴起之日，即以充沛的艺术活力和广泛的社会传播，逐步流传于民间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民间大众节日庆典、迎神赛会、婚丧嫁娶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音乐表演形式。其地域分布之广、演奏曲目之丰富、乐班传承之繁盛、社会功能之多样，堪称传统器乐诸类别之翘楚、民间俗乐之大成。
所有参与本项目的学者都意识到，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鼓吹乐乐种传承与发展的考察与研究，是一次对于这一民族器乐类别肩负历史使命、十分难得的学术担当。当下，包括民族器乐在内的传统音乐文化再次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同时也遭遇从未有过的生存挑战。在这一关头，开展有关民族器乐乐种传承与发展的又一次认真、严谨、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对于民族器乐诸乐种当下生态和内在潜力，以及如何应对挑战而寻找新的发展前景，皆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这样的学术认知，本项目的各报告主要突出了以下几个关键内容：
1. 我们撰写的是鼓吹乐乐种的当代史
鉴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生过多次全国性政治运动及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积蕴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诸乐种的传承与发展自然也无法避免。我们认为，70多年来，民间器乐在整体上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段落：（1）20世纪50—60年代的民间音乐普查和政府组织的各种大型汇演活动。这一期间，民间器乐艺术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很多乐种的曲目资源被记录、整理出版，一大批鼓吹乐艺术家进入专业演出团体，成为民间器乐表演的中坚力量，同时还有不少鼓吹乐演奏家进入高校，成为唢呐、管子、笙等乐器在专业院校的“第一传手”，为高校传统乐器的教学传承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2）20世纪70年代末—2009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式颁布了编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十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规划，鼓吹乐则成为各地《中国民族器乐集成》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器乐卷”系统编撰，各地的鼓吹乐曲谱、图片、文字资料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全面的收集保存。（3）新世纪以来，为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全球性召唤，我国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投入更大的力度，先后确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作和传承人保护制度，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使得包括民间鼓吹乐在内的“非遗”代表作传承与发展有了更大的保障。可以说，国家和政府在以上三个历史段落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及重大举措，都直接影响到各地鼓吹乐乐种的生存与发展，就整体而言，每个乐种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鼓吹乐乐种当代史的沿革进展，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行迹，有的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模式（如陕北、陇东、京津冀笙管音乐会），有的始终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现代化培训的探索（如河北吹歌），有的因为历史原因曾衰落不举，然后又在政府和学人的合力之下完成了“逆向”建构，恢复了原来的生气（如山西八大套）。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具特色的民间鼓吹乐最终以统一多样的面貌，建构了一部新的民间鼓吹乐当代史。
2. 我们努力厘清了鼓吹乐各乐种的传承谱系
历史上，绝大多数鼓吹乐都是以“乐班”为基本载体而存在的，而“乐班”的类型又有所不同，大体说来主要有三类：家族乐班、师徒乐班和攒合乐班。早期，由于传统社会的乡居环境及乐人的传统观念，家族式、师徒式乐班较为普遍，保持了“血脉渊源和父传子承”的传统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信、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人们可以随意联络，故临时攒班形式日益增加。即使如此，所谓“攥班”，也还是有家族、师徒的因素起主要作用。在本项目的考察中，张欣所撰《皖北鼓吹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璧菠林喇叭”“砀山唢呐”为例》一文就是以该地区的一个百年老班——周家班为对象进行的十分深入、多维度的考察研究。文中论及“周家班”传承谱系时，明确指出了这个乐班的“七世谱系”：第一代周景之，第二代周文化，第三代周怀帮、周怀荣，第四代周正玉、周正田、周正美、周正民等9位，第五代周本祥、周本铃、周本鸣、周中华等18位，第六代周计苹、周计永、周强、周静等21位，第七代周伟、周泉、周冬康等十余位。成员从一两个发展到20多个，且现在的“周家班”已经达百十余位，除了在皖北，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东北一带。“周家班”大领班是周本鸣，生于1958年，属第五代，他的父亲周正玉生于1931年，依此，第一代的周景之就应该是1870年前后出生，故而“周家班”从有记忆开始，至今也有130年的历史了。我们还可以借此推定，大多数乐种的历史也同样有类似的“年龄”。至于历史更为悠久的，如米脂县印斗镇常石畔村，常氏在此已经居住了24世，以唢呐为业的也同样有前后八九代的传承谱系。同时，张欣在考察报告中特别记述了“周家班”传承学艺的步骤，也具有鼓吹乐习得的普遍性：（1）入门期，自幼就教孩子“哼曲儿”，从早到晚不离父辈，“甚至在被窝里也教”；（2）打击乐训练期，“从敲云锣开始”（敲不准音不要紧），再依次学主奏乐器镲、钹、汪锣、堂鼓、大锣、二锣、梆子；（3）吹奏乐器训练期，即当地的唢呐（俗称“喇叭”），它属于鼓吹乐队的“灵魂”，所以必须用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工夫去掌握。“周家班”初学时选择“小尖笛”即哨片较软的唢呐，以演奏曲调简单的《十样景》《柳金子》作为基本曲目，到一定时候，再开始调教音色、口型、指法、气口、节奏、身形，最后就是如何能够加花变奏，即练习一些“花妙”的点子，再创作属于自己的“花妙”演奏。从初学到可以独立“上活”，“周家班”需要3到5年的工夫。这也可以说是其他乐种习得所需要的基本程序和时间。
3. 我们进行了鼓吹乐演奏曲目资源的再考证
无论是传统音乐普查期，还是集成编撰时代，各地都留下了有关鼓吹乐演奏曲目的多种记录。本项目的10份报告，同样对每个乐种保留至今的曲目再一次进行了统计和考证。从中我们看到，鼓吹乐的曲目资源历史悠久，数量巨大，丰饶无比。它们与宋元明清以来的曲词音乐、明清俗曲、戏曲曲牌、民歌小调，甚至当代的流行音乐都有某种亲近的渊源。这应该是鼓吹乐的一个优秀而久远的历史传统，即随时吸收、及时利用，以满足不同时代民间听众的听觉需求。本项目荣英涛博士的《京津冀音乐会的传承与变迁》一文中，作者与河北大学齐易教授的考察小组一起，历经数年的田野作业，非常细致深入地梳理了保留在上百个冀中平原“音乐会”的91份手抄乐谱。根据他的统计，京津冀“音乐会”各类曲牌总共有738支，其中南北朝、隋唐时期29支，五代、两宋、金时期38支，元代90支，明代18支，清代151支，1912年至今412支。作为管子主奏的“音乐会”，由于与宗教祭祀音乐的特殊关系，它在曲目来源方面自然会留下历代音乐的许多痕迹，这是京津冀“音乐会”曲牌数量如此巨量和多样的主要原因。加上平原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诸“音乐会”逐步养成了手抄乐谱的传统。而大多数以唢呐为主奏的各地方乐种，其主要来源则更多的是明清俗曲和各种地方戏、地方曲艺的诸类曲牌。在本项目的考察中，各乐种保留至今的曲目数量大多在100~150首。某些较古老的曲牌则会出现在多个乐种中，比如【柳青娘】【万年欢】【青天歌】【将军令】【句句双】【天下同】等。如果我们把11个乐种所保留的不同名称的曲牌加在一起，可能在千首以上，它必将是中国民族器乐艺术宝库中一笔巨大的资源。
4. 我们追述了民间鼓吹乐与当代高校教育、表演艺术间的传承传播的路径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民间鼓吹乐多半是在某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生存、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借助国家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汇演、比赛，民间鼓吹乐与其他传统音乐类别一样第一次走出村寨，开始了频繁的相互交流活动，也有部分艺术家受邀进入高校传授技艺。这是民间鼓吹乐走向更大社会空间的第一步。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地处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就邀请过河北定县子位村的“吹歌会”来学校演出，开启了民间乐班进入高校的新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乐班登上舞台，举办了自己的专场音乐会，例如1987年5月，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河北固安屈家营村“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了专场音乐会，十几位农民乐手的精彩演奏让当代著名的老音乐家和中外听众惊叹不已，它预示着民间鼓吹乐进入现代音乐生活的更大可能性。新世纪开始，举国实施“非遗”保护工程，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动力。2013年，文旅部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举办首届乐种展演，鲁西南、陕北等地鼓吹乐乐种获得很高的声誉，随后在2016年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及2017（海南）、2022（河北廊坊）的全国乐种展演中，又有多个鼓吹乐乐种参演。同一期间，晋北卢补良班、东北复州鼓乐班、陕北米脂常体成班、庆阳马自刚班、保定韩庄音乐会等乐种乐班曾分别被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院校表演。凡此，象征着新世纪以来鼓吹乐进入了一个颇受国家上层部门重视，并与高校热络交流互动的艺术春天。以下两个乐班的经历，让人们对民间鼓吹乐有了焕然一新的展望。
其一，2017年，张艺谋团队策划了一出观念剧《对话·寓言2047》，其主题的寓意是，30年后即2047年，人类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地球上传承悠久、丰富多彩的文化能否抵御现代科技的不断侵蚀？人与科技将何往何至？围绕这个话题，《对话·寓言2047》突破了传统舞台的表现形式，让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与现代工业科技同台亮相，“面对面”地展开充满张力的对话。最终，辽宁复州鼓乐班被选中，他们代表的是传统艺术，而现代艺术的代表则是英国现代舞蹈团。导演组让他们同处上下两层的一个大玻璃柜，由此传统艺术与不同的现代艺术语言轮番激情碰撞，配合每一个表演段落的独特情节设计，让观众在感官震撼之余产生心灵的共鸣，该观念剧在英国演出以后引起很大反响。复州鼓乐也在这一节目中经受了一次现代艺术的洗礼，这也是任何鼓吹乐从未有过的特殊体验。
其二，皖北灵璧菠林喇叭“周家班”大领班周本鸣，始终以自己超前的“领班观念”带领乐班走进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向县文化局申办了正式的演出执照，成立了龙音乐团；后来，又创立了“北京华视综艺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全面整理收集“周家班”传承图谱、各类演出影像、照片、文字资料，并通过灵璧县文化局工作人员上报参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周家班”先后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等不同学科的国内顶尖高校；2015年3月19日，周本鸣受中国音乐学院邀请，带领“周家班”参加由作曲家瞿小松和音乐教育家谢嘉幸共同主持的“音乐纵横三人谈”之“周家班·百年家族传承之路”专场研讨会，就在这次活动中，瞿小松从“周家班”表演的“菠林喇叭”中发现并提出“元气”一词，用于概括“菠林喇叭”的艺术魅力；2015年5月，“周家班”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电影人讲堂”之“元气·唢呐世家周家班”、中央美术学院“周家班专场交流会”两场专场交流演出；2015年10月22日，“周家班”在北京第七届传统音乐节“瞿小松工作坊”举行“周家班吹打乐专场音乐会”；2016年10月28日，“周家班”在西安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2016全国民族器乐系列音乐会”；2017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中国元气周家班”专场音乐会；2017年6月21日，“‘元气’周家班——菠林喇叭音乐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演。此后的几次欧美商业性巡演和高校音乐会、工作坊穿插进行，他们先后走进了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在内的20余所高校。以上两个乐班不寻常的经历，使古老的鼓吹乐登上国际舞台，给鼓吹乐的传承、发展史增加了全新的内容，增添了民间鼓吹乐艺术家与西方专业艺术合作的经验，也让国内很多高校师生听赏了这门艺术的不朽魅力。我们坚信今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鼓吹乐乐班走进更大的世界，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弘扬作出自己的贡献。
5. 遭遇“曲折”后的“重建”之路——我们记录了一曲“非遗”保护年代的文化叙事
任何传统文化的传承，都不可能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而总是在坎坷中得以传承保留。如前文所说，7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既曾受过高度重视，也经历过这样那样的风雨和低谷，尤其是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在那个年代，鼓吹乐各乐种的活动几乎都处于停滞甚至临近消亡的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一系列传统习俗相继解禁，各类传统音乐再度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鼓吹乐也随之成为富有活力的传统音乐品种之一。但也有一些历史悠久、蕴藏颇丰、体量较为庞大的乐种，一时未能恢复原貌。本项目中的“山西八大套”就是一个历经曲折而通过多方努力最终获得“重建”的典型例证。
据考察者言，早在光绪初年，山西五台及其周围就有了“八大套”的手抄谱，也有民间乐班的演奏。抗战胜利后，四川音乐家亚欣亲赴五台考察，整理出版了《寺庙音乐》并附《五台鼓房音乐组曲八大套》；1953年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在五台东冶镇用钢丝录音机录下民间乐师杜三、郭六等7人演奏的录音资料；1978年，山西音协刘建昌、陈家滨等，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雄等再度为杜三、郭六等乐师录制了五台“寺庙音乐”“五台八大套”《大得胜》的现场演奏。然而，这只是文化部门、学者和少数民间乐师以他们固有的保存、保护意识所留下的珍贵的乐谱音响文献。遗憾的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八大套”的活态传承在民间已经不断式微。往日的音响资料分散在不同单位和个人手头，不同年代流传下来的抄谱四处散佚，当年录音的老艺术家或相继离世，或保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世纪“非遗”保护开始施行的年代。当各地“非遗”项目纷纷向中央申报之际，五台的“八大套”却一时无法递出申报材料。这就引起了五台文化界部分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特别是一位五台籍学者朱生和，他1943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作为非音乐专业的五台乡亲，自2009年开始，他就在太原与五台两地奔波，一点一点地收集有关五台民间音乐的遗存，2014、2015两年间，他与五台鼓乐传人李福堂一起在密集的调查活动中，收集到多种曲谱和相关历史音响文献，有俗字谱7种、工尺谱7种、简谱14种，合计28种谱本。山西著名音乐学家韩军老师得知他的“善举”后，又捐出他收藏的“五宝”（朱生和语）：（1）张汝琳 1921年 工尺谱《八大套》谱本（复印）；（2）宋兰田 1986年从乌鲁木齐寄来的“八大套”谱本（复印）；（3）1956年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钢丝录音“八大套”碟盘；（4）1980年五台演奏者录音碟盘（田林文、杜三、郭六等演奏）；（5）1982年五台演奏者录音（刘建昌提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乐谱、录音资料是复原“八大套”的前提。下一步就是查访本地有经验的乐班老乐师，他们最终在图书馆翻找到早期“八大套”传承人牛为贵和五台阳白乡田家岗村田林文两位前辈的相关信息。
2015年7月，在深入考察并获得丰富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在五台县政府领导支持下，朱生和等人举行了复原“五台八大套”音乐的“战略转移会议”。所谓“战略转移”，就是在确认有价值的“样谱”后，解决培训、录音等关键问题。
从2015年2月到2016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五台八大套”的恢复一共分了三大步：第一步是在众多的抄谱里确定“样谱”，即依据哪些传谱具有“榜样”地位；第二步是对所有参与乐师进行培训，即学会认识工尺谱和简谱，他们称为“翻谱”，以便首先做到“看谱演奏”；最后一步是最难的，就是要像老一辈乐师那样，做到“脱谱演奏”。因为这是参加全国“乐种展演”的基本要求，“面前不能放谱架”。“八大套”总共包括60余个曲牌，全部演奏时间近两个小时，老乐师演奏没有问题，但加入那么多青年人就不容易了。
2016年4月，参与演奏的乐班开始“翻谱”，经过20多天，大家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完成了任务。2016年5月开始培训，2016年7月20日试奏，8月1日举行了评审。参与录音演奏的是牛玉堂班和田林文班，牛玉堂班是父子班，田林文班是兄弟班。这次带有试演性质，仅录了两套大曲和一些曲牌，恢复“八大套”音响由此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有了这一次的实践，朱生和等人开始筹划“看谱演奏”，这同样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对于传统乐班而言，这是从未有过的做法。因为过去鼓吹乐的习得方式，基本上都是在口传和现场操练（当地称“走宴事”）过程中学会的，而且都演的是长短不等的各类曲牌。这一次面对八套大曲，数十个曲牌，且都是固定排列，必须下大功夫，所以从看谱演奏到“脱谱演奏”，前后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当然还有筹措经费的原因）。
关键的时间终于出现在2019年，正式培训于当年5月5日开始，录音于6月30日完成。整整58天，他们称之为“发奋攻坚”的58天。30日上午录了《傍妆台》《青天歌》《吾方吾》《普庵咒》《十二层楼》五套，下午录《劝进杯》《推辘轴》《大骂玉郎》三套。全部64个曲牌，总长165分钟。至此，经历了前后十年的“八大套”考察查询，收集乐谱、音响资料，探访民间乐班，确定“样谱”，试演录音，看谱演奏，脱谱演奏等艰辛之旅，“重建”工作终于圆满完成，并在此期间参加了文旅部在海南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于此，著名的“五台八大套”在参加1953年的“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以来，再度以它完美的声影进入中国民族器乐界的视野。此前此后，它还参加十多次全国性的、山西省的一系列演出，获得了许多令人羡慕的声誉。
2021年5月，“五台八大套”正式被批准为第五批“国家非遗名录”扩展项目，以朱生和为首的“五台八大套研究会”同时被批准为“八大套”的保护单位。
实至名归，“五台八大套”十年复建的艰难经历，堪称“非遗”保护年代的一部感人的传统文化叙事。
结语
鼓吹乐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最具中国传统器乐艺术特色的品种之一，在数百年的本土传承、积累、成熟中，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术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承接历代曲目资源，吸收各自生存地的民俗内容和文化养分，创造出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地域差异的各类鼓吹乐品种，从而构成了中国民族器乐艺术中一“体”多“种”、精彩纷呈的器乐音响世界。
中国鼓吹乐的独特性，第一是它乐队规模小且精干，只要包含吹奏乐和打击乐器，三人、五人或者七八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鼓吹乐班，如鲁西南鼓吹乐常常用一支唢呐、一攒笙、一个梆子，就可以完美演绎许多经典曲目。陕北鼓吹的“老五班”，五件乐器，四种音色，堪称“绝配”。七八人或更多的，在以管子为主奏的“笙管乐”乐队中比较常见。这样规模的乐队，“以一当十”，功能多样，内涵丰富，可以称得上是乐器文化的“精良编制”。
第二，它的声音宏大，传之广远，非常适合在露天广场表演，或者说它天生就是一种“露天艺术”。明代王磐有《朝天子·咏喇叭》词曰：“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一下就抓住了唢呐“腔儿大”这个表现特征。加上锣鼓镲钹，两类乐器相得益彰，相互烘托，造成一种极富震撼力的声音景观。
第三，在我国所有民族器乐品种中，鼓吹乐与民俗活动结合得最为紧密，它早已成为各种民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声音标志。北方村镇一年一度的庙会，春节期间的闹秧歌、婚丧仪式、大型节日庆典等，如果没有鼓吹乐相伴，就没有了民间俗信和节日应有的氛围。所以，民间俗仪是鼓吹乐生存的前提，鼓吹乐是民间俗仪不可或缺的特定表征，二者相互依存，构建了遍布中国大地的俗信文化。
第四，鼓吹乐的传承与发展，让中国有了一支庞大的鼓吹乐从艺队伍。各地鼓吹乐的从艺队伍到底有多大？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我们只能举出部分乐种的例子，从中了解这支队伍的浩大阵势。据本项目《皖北鼓吹·砀山唢呐》一文提供，砀山县经常举行“百班唢呐闹砀城”活动，每次参与的乐班常常有300个之多，如果每班按照6位乐师统计，就可以达到2000余人。另如陕北鼓吹、辽宁鼓吹、晋北鼓吹、陇东鼓吹也都有类似情况。而“上党八音会”，据悉从业者有6000人之众。所以，鼓乐从业者的数量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想到他们的高超技艺，想到他们随时都艰辛地奔忙在各种民俗仪式场合，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第五，我们从前文的论述中已经知道诸多鼓吹乐乐种所蕴藏的十分丰富的曲目资源，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之高也可能是我们以往所忽视的。其实，与民歌、戏曲、说唱音乐的积累相比，鼓吹乐同样是一个传统音乐的硕大宝库，它们当中的很多曲目同样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瑰宝。早已为当代观众所称赞的《百鸟朝凤》《一枝花》《淘金令》《江河水》《大得胜》《小二番》《跑驴》等唢呐、管子音乐经典，为这一传统器乐艺术树起了一座丰碑。
以上所述的我国民间鼓吹乐一系列独特性，让我们对这门艺术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满怀自豪，对它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充满了自信，并再一次激起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尽心保护的热爱敬畏之情。然而，通过多年田野考察，我们随时都能在热闹非凡的鼓乐声中体会到社会环境的种种挑战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危机。特别是因为城镇化引发的社会结构新秩序、现代化潮流带来的新观念，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恰恰就是最具传统文化特色的鼓吹艺术。为此，我们更应该加大对于鼓吹乐的保护、传承力度，使这门艺术在政府、民众、学术界的呵护下，健康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田林
脚注
1. 即陕北鼓吹乐传统组合的标配：两支唢呐（上手、下手），一面小战鼓，一副小镲，一面铜鼓（又称乳锣）。
2. 锡杆唢呐，又称锡笛，即全部用锡制成的唢呐，其杆长仅十余厘米，音区高，音色亮，有金属之声，是山东菏泽地方戏“大弦子”戏的主奏乐器。
3. 薛艺兵、吴犇：《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第81-96页。
4. 乔建中：《俗中见雅 清音永存——固安屈家营“音乐会”赴京演出感言》，《人民音乐》，1987年，第8期，第16-17页。
5. 张振涛：《银字笙寒调正长——冀中音乐会普查三十年回望》，《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37-42页；齐易、荣英涛：《田野寻风——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工作再思考》，《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48-51页；吴欣晨、郭婧萱：《从普查到学案——以冀中音乐会为例的民族音乐学范式》，《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52-55页；饶曦：《回望向来路——冀中学案三十年略说》，《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第56-60页。
6. 郑颖荪：《锣鼓谱：第一集〈十八六四二〉〈翠凤毛〉》，“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1941年。
7. 乔建中：《杨荫浏先生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5-6页。
本文刊登于《中国音乐》2025年第5期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理论第17-37页（总第195期）
排版、校对：嘉旭
审核：嘉禾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中国音乐Chinese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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